谁能背负文学的责任是个有些寂寥的问题。承担文学责任的如果不是严肃作家和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单靠网络红人、人工智能和市场可以吗？有一群人在一个会议上把这问题提出来，试图讨论，这就存了一份希望。

　　今年的瑞典作协年会在5月底的一个周末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行。会议开始，主席请与会者全体起立，为去年辞世的会员默哀。紧接着，主席报出一个又一个名字，其中就有瑞典学院院士、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托格涅·林德格伦。我站在人群中，一边静听，一边惊叹，好长的一串名字，还没报完，还没有完——短短一年，竟走了这么多人。

　　虽说令人扼腕，定心想来也明白，这结果合乎自然规律。201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3021名瑞典作协会员中，年龄最大的是99岁，最小的是25岁，平均年龄62岁。写作真是人们口中的“夕阳”产业，夕阳产业可谓有以下特征：利润低、泡沫多、市场呈饱和假象、投身其中者日见其少、从业人士多和富裕无缘。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被瑞典政府就业部门指派免费的经济指导员，以帮助诗人开办一个靠文字自食其力的个体公司。指导员首先要了解诗人的劳动投入和产出，问：“你这本诗集写了多久？”答：“5年。” 指导员本想算出平均写一首诗花多少小时，以弄清一个月能得几首，对应几分稿费。诗人和指导员面对这本5年写就、不过数十页、印数300本的诗集都头疼起来。指导员觉得，这赔本的傻事有什么核算的必要呢！诗人以为，诗集就是他的命；指导员的算法太不文学了：“诗歌的产值和利润不好这样算，写出的诗也不是每首都能入诗集啊。”

　　这是个鸡同鸭讲的案例。然而，如今的问题是，即便同在文化圈，同在写作、图书和出版业，鸡同鸭讲恐怕也成了常态。倘非如此，瑞典作协在这过去的数年里不会多次以此为口号：“语词是自由的，但不是免费的。”这一口号其实是借一个多义词玩了一把文字游戏，就是说，语词必须“free”（自由），但不能“free”（免费）。

　　免费说不是空穴来风。这些年里，瑞典不少作协会员一面能得到来自学校、图书馆的讲座邀请，一面被告知不会有任何报酬，只可在现场签售书籍。“和读者见面，让你和你的作品被看见，不是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事吗？” 邀请方说。“当然，是有趣、有意义，可我们的工作是辛苦的，我们的经济状况是严峻的。不能只拿有趣和有意义打发我们。我们也要习惯于得到合理的报酬。” ——有人在作协内部的通讯中发出这样的声音。更有会员披露，自己被出版社盛情约稿的同时又被无情地压低稿费，几乎到了免费提供书稿的地步。

　　瑞典作协作为联合了作家和翻译家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些基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借此，作协能通过对图书质量兼及经济状况的综合评定，给部分会员颁发一年、两年、五年乃至终身工作基金；颁发采风和考察费；让有需要的作家在一些作协拥有产权和使用权的房子里短期度假和静心写作。但作协不能保障每个会员衣食无忧，更不能让他们借爬格子致富。这几年来，瑞典作协加强了对作家及翻译家权益的保护，聘有律师免费帮助会员审核出版合同，解答相关问题；也和图书馆合作，每有作协成员的书籍被借阅、都收取一定费用、反哺作家；还和出版社有多项合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