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经典及其阐释传统”国际工作坊，于6月18日-24日成功举行。

　　国际研修工作坊是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常设项目，每年举办两期（一般是在1月份和6月份），目的在于直面当代学术热点，挑战性地探寻新方法和提出新观点，并提供对中外古代文本体系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机会；以国际性和跨文化的视域，为相关领域的博士生、博士后、青年教师以及资深学者创造国际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可能。

　　工作坊采用东西方古典学对话与交流的形式：每次邀请四位全球顶级的导师参与，两位是中国古代研究（特别是唐以前研究）的专业学者，两位是西方古典学学者。参与导师都是中西古典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藉此实现各文明古典研究的深层次交流。

　　本次工作坊是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期，主题为“古代经典与其阐释文本”。参加工作坊的专家有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的Denis Feeney教授，意大利比萨高师和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的Glenn W. Most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徐建委副教授。

　　6月19日上午，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向全体与会人员致辞，工作坊正式开幕。柯马丁教授做第一场学术报告。他主要探讨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共有的笺注传统，详述了文献如何汇编，并指出了现代学者处理这些材料时会遇到何种解释学困境。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以中国诗歌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本《诗经》为例，详细分析了一些具体的文本案例，指出对于古代经典文本生产与意义而言，不仅原始作者非常重要，古代注释者和编纂者（包括孔子）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了秦汉学者的的前导性影响。事实上，中西方学者对于早期中国文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秦汉学者对早期经典的回顾性评论的基础上。秦汉时代，中国文学的政治伦理传统已经形成。通过对“textual repertoires（文献目录）”和“composite texts（复合文本）”两个概念的分析，柯马丁教授指出早期中国经典文本在传播中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会相互作用，那种认为早期中国存在稳定的书写系统的看法，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柯马丁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古人如何依据特定时代、特殊情境、社会政治议题的需求，灵活地塑造、重新创作诗或歌。

　　工作坊第二日，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副教授以《毛诗》文本为例，追溯了早期中国文献的发展历程，讲述了后世笺注传统如何把它们塑造成今天的样子。他首先指出，中国早期经典往往依附于某个重要的（或关键性的）注释，而流传于后世。几乎每一部重要的早期经典，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注本。公元前1世纪以后，一些早期经典的原文虽然在篇章的多寡、次序上还有变化，但基础的内容，是没有太多改变的，这与这些经典的注释、流传多在国家主导下进行有关。但是，这些经典文本的内部，也会有自我矛盾之处，这些自我矛盾之处，往往是文本形成过程的反映，因此，如果放弃传统的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我们能够从经典文本中发现许多更早期的文本，也能发现这些文本是如何被组合到现在所看到的经典文本中去的。许多古代的注释，原来都是与原文分开的，因此这些注释会标示一些原文中的字词甚至句子。今天的读本有原文、有注释，有的是在注释时就合在一起了，有的则是在更晚的时候，由抄书或刻书的人合在一起的。因此，许多经典虽然只有一个源头的文本，如郑玄注的《诗》、杜预注的《左传》、郭象注的《庄子》、杨倞注的《荀子》。但是，我们通过对那些古代注释的分析，会发现另一个经典的文本。如果那些注释还继承了更早年代的古老文献或口头解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些注释中发现好几个经典的文本。他称这种方法为：文献考古。即将中国早期经典及其注释看做一个遗址，我们可以细心地发掘其中埋藏的不同时代的文献遗存，并有可能发现他们是如何被埋入其中的。最后，徐建委副教授还和青年学者们交流了刘向校书的几个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