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与东北地区的变迁一起，她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母亲的老家是被称作“大石头”的小山村，隶属于“延边”。在那儿，已婚妇女都习惯称自己的丈夫为“游子”。

　　我曾经到延吉求学，每当坐火车路过“大石头”这一小站时，我都会想象一座像小山包似的、未经雕琢的，因自然风化形成的、没有棱角的岩石块。由于那里盛产土豆，不盛产大米，大家变着花样做土豆——蒸土豆、煮土豆、烤土豆、土豆丝、炒土豆、土豆汤，甚至还用冻土豆做土豆饼。作为“长白山下第一村”，那座小山村的人们，总是特别能够吃苦耐劳。

　　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游子”，以前经常是一走就十几天不回家。后来我出生了，父亲在家的时间没有增多，反而更加寥寥无几。后来，我考察过父亲曾经从事的多种职业，也沿着父亲曾经的足迹到过多地，却始终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吸引他，让他不着家？

　　我不认为这样的故事是只属于我们家的秘史。随着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作家直接或间接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对朝鲜民族的“父亲”和“母亲”有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母亲在严酷的命运面前，依然固守农家，坚强地生存，赡养年迈的父母，抚养年幼的子女？尽管她们也会有不耐烦，但为什么每次面对偶尔探家的不负责任的丈夫，仍然可以微微一笑？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丢给别妻弃子、不断漂泊的父亲们：你们为什么停不下来，四处漂泊，究竟要找寻什么？

　　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还是愿意用现实与理想这一老套的话来形容他们。回顾我们的人生和文学，不也如此吗？母亲抑或父亲？留守者抑或漂泊者？……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正如阴阳调和，我们身体里既有雌性荷尔蒙也有雄性荷尔蒙一样，对于人们来说，现实与理想总是同时存在。

　　这就如同花的叶子只有吸收氧分，花才会盛开一样，叶子只为开花存在。如果在具体琐碎的现实中，没有理想支撑着我们，我们的人生不过只是虚无缥缈、痛苦万分的劳动而已。

　　在战争的残酷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虽然“游子”的理想不会给每个家庭都带来幸福，但心里始终想着如同“游子”般的丈夫，母亲顽强地生活了下来。而这时，父亲就成为一个家庭的理想，他只能“如同月在云中飘，孤独的一条路”(出自朴木月的诗作《游子》)。

　　也许正因为如此，每当听到“旅行者”或者“人生的过客”诸如此类的字眼，我就会感到一种血缘般的亲切。当世上的母亲在染红的夕阳下挥汗如雨、辛苦劳作，我也如同“游子”，在这样码字。

　　这也许就是我写作的理由。

　　(靳 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