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新力量

薛忆沩

　　薛忆沩，生于1964年，湖南人。已出版长篇小说《遗弃》《空巢》，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出租车司机》《首战告捷》《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等。　

　　内心的风景

　　□徐 刚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力，或许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的重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

　　薛忆沩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薛忆沩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风景的见证。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坛最迷人的异类”，这当然得益于他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在多数人看来，薛忆沩“不落俗套”接续了先锋文学的余脉，以小说的方式与存在主义哲学暗通款曲。然而，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又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其独特魅力恰在其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当然，这也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粗浅和鄙薄，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早期作品中，他意欲别开生面地“重建写作的个人性”，但重建之途因过于急切而不免将这种难得一见的“个人”推到了极致，从而呈现诸多令人费解的文本指向。他的那些简短而晦涩的作品，总是试图咀嚼某种含蓄隽永的哲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篇小说就是某句哲学格言的衍生和铺陈。为着这种追求，他甚至有意牺牲了故事情节的连贯与意蕴的晓畅。但事实上，他所执意建构的那些耐人寻味的哲思，有时因过于玄奥而多少显得有些虚张声势。不过好在，这位自诩并不以情节取胜的作者，显然对自己小说所蕴藏的微妙意涵有着充分的自信。

　　“历史外面的历史”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力，或许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的重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主人公“X”更多地与历史发生冲撞。小说从“一颗星摇摇晃晃地从冰冷的天空中消逝”开始，始终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死亡主调中。在一个物质时代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对于往昔的敬意无疑具有别样的意义，而对与小说题目相呼应的“夏天的事”的耿耿于怀，也引发了人物生活方向与心理状况的骤变。作品在压抑、低沉的情绪之中，用现代派的手法展现了现实的难题，所引起的关注很快就超出了文学范围。也正因此，薛忆沩第一次的文学生命被迫中断，直到数年后才卷土重来。

　　现在看来，《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的“X”或许就是作者自己，面对不愿谈论的“夏天的事”以及疑点重重的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那些迷乱的梦境以及不断晚点的列车，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绝妙隐喻。同样是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薛忆沩最为经典的作品当属那篇《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以20世纪的最后一天作为写作标尺，讲述妻子在那个特殊时间节点因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而离奇失踪的故事，这也构成了“我”频繁而意义丰饶的心理活动。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始终纠结于那个所谓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梦境中振聋发聩的枪声”表明一种显而易见的创伤感。在此，对黑夜的孤独的恐惧、那些难以名状、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切的个人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共同构成了小说漫无边际的心里独白。用作者的话说，生活的奥秘就是没有奥秘，一种深切而绝望与犬儒主义跃然纸上。小说最后，作者借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恐惧表达对这“没有来历也去向不明的生活”的质疑，但整个时代转折的讯息也惊人地流露了出来。面对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令人沮丧的现实不仅在于英雄主义神话的终结和理想的破产，也在80年代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平庸时代。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二0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表达了近乎相似的主题：在那个荒诞透顶的12月31日”，叙事者再次感受到某种历史将尽的悲壮感，也预感到接踵而至的将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而且，“他不可能想到它会如此地混乱”。

　　薛忆沩曾坦言，“个人与历史的冲突是我的文学着力探索的一个主题，而战争为我提供了进入这个主题的特殊通道”。他确实创作了诸多看上去类似战争文学的小说，早期的《老兵》《革命者》等用极短的篇幅对战争和革命进行了反思，后来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广州暴乱》《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也在不断拓宽其“战争”小说的影响。然而，薛忆沩的写作总是刻意淡化历史，在他笔下，即使那些有着确切名称的战争小说，也极为抽象地蜕化为呈现某种人生处境的“寓言文学”。例如《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的北伐战争、《两个人的“车站”》里的抗日战争以及《首战告捷》里的解放战争，都并非聚焦于战争的昂扬或残酷，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哲学理念。他试图通过“寓言化”的历史转喻，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和暴力与个体生命的关联，“一方面试图揭示那常常被遮蔽的战争残酷的初始本性；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揭示出战争与理想主义的隐秘联系”。这种寓言的建构，显示出以文学的方式拯救历史的锐意企图，这也使其小说在抽象的历史之外，并没有落空其残存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