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颜炼军要完成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诗歌如何求“解”，而且要路线清晰地求解。这将涉及到一些困扰诗歌批评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一首诗歌秩序化的内部？那些貌似彼此之间无关的词与词、句子与句子、诗行与诗行、段落与段落如何被诗人征用，建立起“诗学”意义上的关系？进而，一个写作着的诗人和“传统”、和“现实”之间又如何发生关系？

　　和小说不同，现代诗并没有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批评家个体之间的“共识”。颜炼军是近年“懂诗”的成就突出的青年诗歌批评家，他的批评实践有多方面的启示，至少他的批评功夫已经试图在打通诗内和诗外，而不只是在“诗外”打转转。期望有更多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加入进来，哪怕从一首具体的诗歌的文本细读开始。

　　是否对“现实”负责，成了责难诗歌的常见理由，成了衡量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有时甚至成为替平庸之作辩护的逻辑前提。这无限地放大了公众对诗歌的责难和误解，甚至给了许多所谓精英攻击当代诗歌的借口。于是乎，为诗辩护，被迫成为一项无休止的诗学任务。

　　生活世界所对应的日常语言，正如我们所看到每天所见的枯燥和单调，而诗歌的语言，是在对日常语言的修正、反驳甚至是颠覆的过程中建立的，诗歌在完成语言追求的过程中，可能也顺便完成了道德的、良知的、社会批判或揭露的功能，但后者肯定不是诗歌的主题。

　　诗歌与现实

　　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说过一句很微妙的话：“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如果我们斗胆把圣人换成诗人，那么可以得出一个朴素的道理：诗人总是在练习如何把对生活世界的感觉（情），转换为诗行（文辞）。学康德的话说，诗歌把直观感性统摄入自身的知性秩序——即某种超越了日常语言质地，摆脱了字面意义束缚的精密的词语“装置”。对这种特殊的词语“装置”，中国古代诗人认为其基本特征是有“别材”和“别趣”。一个智慧的“别”字，把它同所对应的事物/现实区分开，也把它与日常语言形态分开。我们可由此回到下列诗学常识：诗人和非诗人的区别，在于他/她能否把生活世界煅铸成诗；诗人优劣的区别，在于煅铸水平的高下。诗歌在追求精确的内在统一性和令人遐想的包容性时，一定得把散乱的“现实”零件琢磨、重组，甚至碾压，使之成为天真兴致、超拔警策的图式。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里自信地说“我爱人会在我诗中把青春永驻”，生动地表明了诗歌作为语言，乃是对现实的告别和叛离，也是对现实的判决。

　　事实上，汉语文学理论话语说的“现实”，常指整体的、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现实，它常常被意识形态的黑手偷梁换柱，而非个体意义上的生活现实。比如，杜甫写“三吏”“三别”，写安史之乱，我们会说这是“现实”的，但他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可能就被认为不那么“现实”；韩愈写《马说》，可能会被认为是“现实”的，而写齿落的诗“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齿落》)，也会被认为不那么“现实”。上述区分的缺陷是显然的：意识到自己在天地之间渺小地存在的美感，或者牙疼得天崩地裂，可能是一种更为切身的“现实”。对个体现实的尊重不足，或许是汉语诗学乃至汉语文化的弱点之一。

　　事实上，面对整体意义上的“现实”，尤其需要诗歌具有叛离的能力——诗歌把现实拖拽入语言的能力。理由很充分，整体意义上的“现实”之强大和喧嚣，以及其背后无形的意识形态之手，都汲汲于同化来自诗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