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当我们鲁31第二组成员从两个方向瞩望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中国诗人昌耀，我们发现，他们已挣脱了自身，置身于历史的“风暴”中，当我们在阅读他们辨识性极强的诗歌时，也就置身在他们伟大的、令人战栗的风暴中。

　　永恒的玫瑰

　　与垂泣的玫瑰

　　综观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诗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生命历程，有着相同的流浪人生，孤寂生命，以及对于女性的追慕和失败的婚姻。他们的一生都像流浪的玫瑰，在追慕另一些玫瑰的芳香，在寻找可以根植的精神沃土。如果说里尔克和他的诗篇是永恒的玫瑰，昌耀和他的诗篇更像是垂泣的玫瑰。

　　里尔克在《玫瑰》中写道：“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与她自身”。一生流浪漂泊的里尔克，不断地经历艳遇也不断地逃避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写出了文学王国里永不凋落的玫瑰。他唐璜式的爱情，不断开始又不断结束的爱，也是促使他不断走下去的理由。

　　昌耀的婚姻也是不幸的。他历经两次婚变。在一些活动中，和认识的女性朋友通信，让昌耀产生了幻觉，一旦相处，又事与愿违。曲折坎坷，相爱太难相守太艰的生命状态，也注入了昌耀的诗歌情绪，产生了像《致修篁》等诗歌。他最后的绝笔《一十一支红玫瑰》是锥心泣血的。

　　天堂的幻象

　　与灵魂的重音

　　昌耀说：“能使灵魂震撼的，还必应是灵魂的力。”没有资料证明，昌耀受过里尔克的影响。但他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共震的，他们各自通过一个时代的人类苦难和精神困境的体验，创造着各自的精神高度。

　　这种精神高度反映在文本写作上，里尔克的诗歌是向上的，他的诗歌指向天堂的幻象。在《杜伊诺哀歌》中，“我若叫喊，天使序列中谁将听闻？”让我们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来自和上帝的天堂对话，他的诗歌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精神追求。《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这两部晚期代表作，是里尔克一生经验和思辨的结晶，诗人对此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阐释，同时带给人一种悲剧的美。

　　昌耀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力感的诗歌。他的诗歌凝重、沧桑、孤独、古奥，是以生命的苦难之姿撞击地心的沉重之力。昌耀是用苦难造就的诗人，他和里尔克一样，经受着心灵和肉体的折磨。陌生化的、无法复制的语言，使他的文本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苦难感、命运感和挣扎感，是那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民俗的地理命名、宗教信仰，是具有现代性的、又明显独具个人标记的文化整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用诗歌（如《慈航》等）来承受这种生命的疼痛和不幸。

　　这和昌耀所谈论的自己欣赏的文学和诗歌是一致的：“我欣赏那种汗味的、粗糙的、不事雕琢的、博大的 、平民方式的文学个性……我所理解的诗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沉思考，是向善的呼唤或其潜在意蕴，是对和谐的永恒追求与重铸，是作为人的使命感，是永远蕴含有悲剧色彩的美。”这些，也是启发我们创作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