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豪：您的新作《丹麦奶糖》作为中篇小说，篇幅不算长，但信息量却很大。可以看出您的良苦用心。夫妻、同学、同事、师生、情人、受害者与犯罪者，小说里这些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受损的，都是不圆满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伤害、猜忌、怨怼或无奈，这种伤痕累累的人际关系，是否已经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成了一种社会“新常态”？

　　刘建东：你的提问使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要写的生活，要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当我写作时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我就在这类人中，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相信，看过这篇小说有同感的人，也在他们之中。这更加印证了你的说法，因为是常态，所以被忽略了，也许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意识说明真的成了一种常态，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麻木了，这才是现实的冷酷。这是需要警惕的一种常态，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更需要我们用文学去温暖冷漠，弥合猜忌，避免伤害。

　　我仿佛看到，我就和董仙生们一起，在机关办公室里工作，为自己的事业而奔波，升官或者发财，赴各种的约，还无数的债，渴望荣誉，在永不满足、互相猜忌中，踽踽独行。当已是中年，我凝视我熟悉的这一代人时，我试图穿越我们疲惫的生活，抵达我们同样疲惫的思想和灵魂深处时，我觉得我能够展现，能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仍旧是肤浅的、表面的。我仍然觉得，在这样的篇幅中，我能够做到的事是有限的。站在生活的一个局部，想要撕裂生活的全部，是很难的。好在，我并没有闭着眼向前独行。

　　梁 豪：小说的名字叫《丹麦奶糖》，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盒又一盒不知从哪寄来的丹麦奶糖，它让主人公心生疑窦，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因为这一盒盒奶糖营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但到最后它依然是来源不明的，似乎成了一个无解之谜，成了舞台上一把没有扣响的枪，我能感受到它背后某种强烈的隐喻性，它在您那里有一个谜底吗？

　　刘建东：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谜底，这是生活的本质。丹麦奶糖喻示着来自于生活深层的一些东西，它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它是某种诱惑、某种威胁，某种瓦解的力量、聚合的信息，来自身外，也可能来自内心深处。它是一种泛指，而不是特指。它在不知不觉的生活中，潜移默化、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生活中，有些东西是我们等待着的，是我们希望出现的，但有些东西却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那些改变我们的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或好或坏，我们都在承受着。同时，它还喻示着生活中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内心选择的可能性。它令人焦虑，令人困惑，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境相映。

　　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都有一条连结的链条，所以，有惊雷、有细雨、有小溪，也有大川。董仙生作为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社会地位，他那条通向外部世界的链条因此就更加复杂，也更带上鲜明的身份特征、社会属性。而这条链条又是脆弱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