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在20世纪汉语诗歌史、诗歌批评中默默无名的“60后”诗人在新世纪崛起，确实是新世纪诗歌景观中非常突出的现象。他们的诗学实践为汉语诗歌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并逼迫诗歌批评不断反观自身概念、观念、方法的局限性。雷平阳便是这样一位诗人。

　　雷平阳喜欢谈“乡愁”，诗中亦频频出现带有云南地理标记的乡村意象，于是“乡土”、“地方性”等词语自然会成为讨论雷平阳的高频关键词，因而他的诗歌亦常常被置于上述批评概念所涉及的意义范畴内去解读。在成为专业作家前，因为职业关系，雷平阳的部分诗歌涉及城市务工人员的生存景象，亦有部分诗歌涉及乡村的贫穷、衰败，这又使他的诗歌极容易被纳入“底层想象”等意义框架中去讨论。这两个方面的关联，使得批评界在城乡二元结构、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进程等问题上的焦虑，在雷平阳的诗歌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

　　布罗茨基曾说：“诗歌首先是一门关于指涉、暗示、语言相似性和形象相似性的艺术。在智人和写作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因为对作家来讲，主题这个概念出现，也是以综合上述技术和工具的结果而出现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存在过程；它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思维，他消耗概念、主题，诸如此类，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说，某首诗歌为思想生产提供了恰当的素材、合适的例子，并不能成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这仅仅只是我们评价诗歌的起点。在极端个人化的情思与不确定的语言之间相互逃离/寻找或相遇/碰撞的张力关系中生成的诗歌，从根本上是排斥在指向明确的概念、观念逻辑中运行的。或者说，优秀的诗歌永远坐拥多种暧昧不清的面相与既定概念所揭示的部分真相形成鲜明对比，这又反过来促使概念反思自身的局限性并修正、拓展其包容性。

　　《亲人》是雷平阳的代表作。“狭隘、偏执”如“针尖上蜂蜜”般的乡愁，逐步缩小的地理空间中显形。事实上这是一首极容易被贴上概念标签的诗歌。“乡土”及其相关的情感表达在20世纪的批评实践中很少作为复杂的具体经验而被讨论。简单说来，鲁迅一脉的“乡土”是前现代中国的隐喻，在传统与现代价值对立框架中是启蒙和被拯救的对象；沈从文的“乡土”反转了这种价值预判，从而使得“乡土”在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上获得承认。居于两者之间的则是阶级理论的兴起，“乡土”一方面依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同时更是建构新的乌托邦的历史工具。如今，这三种意识形态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下的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进程这种理论框架。因此，回到《亲人》这个文本，“诗无达诂”的古训正在于提醒我们，优秀的诗歌会向多种意识形态敞开解读的可能性。然而问题正在于，包括“乡愁”在内，几乎所有的具体经验都必然涉及某个层面的地方性语境。《亲人》正以一种逐步缩小地理空间并压缩至“针尖”的极端方式，强调具体经验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允许意识形式的征用，然而却终究保持了一种偏执、多质、暧昧、复杂、开放的诗歌形态。这亦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基本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