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八还是两千八，几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真想叫他们都别争了——你们说的都不靠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让他们争争也好，山高路远，没一点龙门阵撑着只怕路更难走。

　　他们争的是一座山的海拔，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高度。

　　此时已经恍惚闻得到猴年的味道，站在大渡河大峡谷最深处的彩虹桥上，感受着河风意欲把人撕成碎片的张狂，原本有些怯惧的内心居然受了蛊惑般陡然生起一股豪气。

　　不管一千八还是两千八，放在平地上，憋泡尿走个来回出气不带喘。说平也算得上平，只是这峡谷右岸与地平线形成的夹角，同一道紧闭的房门的门角一样成九十度。要找路，得仰直了脖子往上看。先是看到峭壁危岩，看到云，目光又跑出老远一程后，又会看到山顶。路，哪来的路？瞪大了眼睛仔细找，这才看见，岩壁上，云海里，一根弯弯曲曲的线条时隐时现。

　　应该是在那场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老天为了宣示他凛然不可冒犯的神力，将这座桀骜的高山割肉切菜般的一分为二。那把巨无霸的大刀起先爽利无比，刀锋行进到五分之一时稍有阻滞，只是那么一拉一顿地切筋断骨，又是所向披靡。又过五分之三，又遇梗阻，又是一拉一顿，再后便是畅通无阻。刀刃迟滞处，留下两块堪比刀疤的平地，靠近谷底的叫田坪，往上的一块，取名二坪。

　　早在一千八还是两千八的问题生成之前,有过一番同样激烈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坪隶属凉山州甘洛县，我们雅安的文艺小分队去那里搞“文化拜年”，是不是有“吃家饭管野事”之嫌？

　　把分歧扭结成绳的是一个声音：若要这么说，李桂林陆建芬是我们雅安汉源人，他们去二坪教书，而且一教就是半辈子，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吃家饭管野事”！

　　1990年，25岁的李桂林越过大渡河上稀牙漏缝的铁索桥第一次来到二坪。路上要经过五道被当地人称作“天梯”的木梯，梯子壁虎般紧贴在绝壁上，若有一步踩空，连影子也捡不回来半张。村上组织了几个壮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抬轿子一般把他弄上了山。没想到眼前的二坪比天梯带给他的冲击还要惊心。全村几百口人中会说汉语的寥寥无几，人民币在大家眼中比今天的第纳尔还要陌生。就连家徒四壁这个词对于这里也显得奢侈，入眼皆是茅草屋，整个村子里找不到一间瓦房。

　　受不了二坪的穷苦和粗野，先前分配到这里来的老师，宁愿把“铁饭碗”砸了也要远走高飞。原本也在老家教书的李桂林却以代课民师的身份留了下来，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像一支粉笔的成分般简单：“连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没有的村子，永远也不会有出路。我和他们都是彝族，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全都成了瞎子。”

　　李桂林为一句话付出了把26载黄金年华抛洒在天梯之上的代价。这还不算，学生太多，独木难支的他把老婆陆建芬也“扩招”上山，至今24年。儿不离娘，两个儿子跟在身边直到小学毕业，加起来，又是24年。一家人的生命里都重重地打上了二坪的烙印，就是在外人看来，学校也是他们的家了，对于夫妇俩来说，二坪自然也就成了割舍不得的根。

　　接到我们要上山演出的电话，老李兴奋得把嗓音提高了八度：除了看电视，孩子们还从没看过演出哩。这叫什么来着？对了，这才是正经八百的现场直播！

　　既是“拜年”，总得有所“表示”。于是壮着胆子问他山上还缺点什么。话一出口又有些紧张，万一他说的我们办不到脸往哪儿搁。

　　“啥也不缺，学生穿的用的都很充足。”

　　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让他好好想想。

　　“要不买点治感冒发烧的药上来？天冷，孩子们用得着。”

　　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