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所言之“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历史的故事化、演义化，历史小说的层峦叠嶂，口头传播过程中历史人物的被重新编码，以及来自视听系统的全面改编，以上种种，即为历史阐发当代化的现实注脚。其中，历史小说这种文体兼容了历史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特性，在具备深厚信史传统的华夏文化系统之中，这种体式一直颇受青睐。历史的小说化在较早时期以演义体的形式出现，并延续至今。进入新时期文学后，历史小说这一体式愈加活跃，比如先锋小说实验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重要支脉对传统历史叙事就形成了有力的冲毁，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历史小说在外扩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外扩的过程既包括市场化的写作策略，也包括与影视媒介的结合，部分历史小说被成功改编成电视或电影，从而在影响因子和覆盖面这两个层面达到了规模化效应。在大众间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创作包罗万象，有述说古代史政治人物或文化名人的信史类作品，如唐浩明的晚清重臣系列，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也包括革命历史主义题材的回潮，如《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另有架空类、穿越类历史小说在大众阅读市场上热销。文学整体边缘化的今天，历史小说的畅销和热度，对应了民族文化心性的某种深厚情结以及认知范式的转换。撇开消费性语境这一话题不谈，当下历史小说诸种体式的写作中，信史写作无疑处于中流之地位。

　　河南是个小说大省，诸多作家对历史小说这种体裁情有独钟。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清帝系列，皆属于在全国层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小说作品。2016年7月，柳岸的历史小说《公子桃花》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在这部篇幅达四十余万字的历史小说中，作者以传奇女性息夫人为观照对象，纵横延展，将春秋时代的历史风云与女性的立身之道层层剥析，展露于读者面前。

　　《公子桃花》之前，柳岸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基层公务员、乡土人物系列的形象塑造之上，其作品对中原乡土的文化属性以及生存哲学有着透彻的传达和反思。此次侧身进入历史小说领域，从因缘上看，有两个突出的要素：其一，所写对象为春秋时代陈国故地之国君之公子，陈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淮阳县，而柳岸自身就是从淮阳县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至今依然在此地工作、生活。耳濡目染于桃花公子的历史典故及传说，其间的情感投射自然非同一般；其二，作家身上的问学精神和爬梳史料的功夫让人侧目。为了《公子桃花》的写作，柳岸曾北上河南大学，就郑国、陈国的相关史料求教于历史学专业的老教师，也曾南下湖北，在档案馆和地方史志办查阅楚国历史。另一方面，信史写作单靠情感的投入、史料的占有还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注入，毕竟，历史小说的主体是人，是人的外在行动逻辑和内在心理曲线的契合。情感（包括钱穆先生提出的敬畏感）、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想象力、价值判断，以上几点可作为判别历史小说尤其是信史写作优劣的基本凭据。而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恰是诸多历史小说的瓶颈所在，想想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雨果《九三年》在人间烟火中的永恒穿行，就可知价值判断、历史观之卓越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