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学术气候影响，一股势头强劲的叙事学热潮正在席卷全国，但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完全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我一贯认为，叙事学不应是独属于西方的学问，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应当为全人类共享，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参加到将其发扬光大的行列中来。但也要看到，像许多兴起于西方的学科一样，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他们引以为据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但若长此以往，叙事学就会真的成为缺乏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有利于问世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

　　　叙事传统的研究“进行时”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领域，小说研究均属叙事研究的先导。如果说明清小说评点中出现了探求叙事规律的苗头，那么在20世纪小说研究中，这种苗头已扩大为一种趋势，近十余年来，这种趋势更加表现为直接亮出“叙事学”或“叙事传统研究”之类的名号。就学理本身的逻辑而言，小说史研究终究要走向深层次的叙事研究，以叙事为关键词打通文类之间的壁垒，小说的来龙去脉反而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单从某一文类或媒介入手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自缚手脚，而从叙事这个不变的对象着眼，视野便豁然开朗，更便于从本质上把握对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叙事学的“现在进行时”，主要表现为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

　　那么，对叙事传统的研究为什么会成为当务之急？我认为，这是由于它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外来影响的遮蔽。必须看到，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与近代以来西方小说的大量输入有直接关系，有人甚至认为新文学的形式起源于来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小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与鸦片战争后西强中弱的时代格局有关。正是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西方小说迎来了一个群星灿烂的繁荣时期。“尔荣”与“我衰”碰在一起，导致西方小说成了比较文学所谓的影响“放送者”。

　　“长时段”眼光与“去蔽”观念

　　不过，如果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做法，把考察范围由“短时代”放大到“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那么百年来的落后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文明连续体，国人对叙事的敬畏可追溯到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叙事方式在今天仍有余响，也就是说中国叙事的薪尽火传从来未曾停止过。相比之下，西方叙事虽有荷马史诗这样辉煌的源头，但西罗马的灭亡却使其陷入长达千年的一蹶不振，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骑士传奇有血缘联系的流浪汉小说才在西班牙“呱呱坠地”，这种叙事形式为西方现代小说的成型提供了最初的胚胎。中国小说当然存在一个“晚出”的问题，但那只是相对于漫长的中国诗歌史而言，而且只是就“小说”而不是“叙事”而言。即便是拿中西小说来做比较，我们也会看到当理查生、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等英国作家还在努力突破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桎梏时，中国已经奉献出了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唐代小说（当时称传奇）中的佼佼者如《离魂记》、《李娃传》与《长恨传》等，更比18世纪欧洲最顶尖的小说《汤姆·琼斯》早了近千年。

　　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是为了“去蔽”——穿透百年来西方影响的“放送”迷雾，回望我们自身弥足珍贵的叙事传统。在中国章回体小说脱下“长袍马褂”，换上“西装”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西方小说马首是瞻，把他们的叙事模式奉为圭臬。鲁迅治中国小说史厥功甚伟，但或许是由于那先入为主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他对“无主干”的《儒林外史》做出了“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批评。这一判断显然是以舶来的叙事规范为标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就讲究情节线索的整一连贯。然而，“无主干”这一结论现在来看大可商榷，《儒林外史》中那些“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的走马灯式叙述，表面看像是排出了一长串各不相干的小故事，但这些小故事或展现儒林中的“礼崩乐坏”，或指明出路在于“礼失而求诸野”，也就是说与“礼”有关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主干”。

　　“长时段”眼光与“去蔽”观念，让我们认识到叙事标准不能定于一尊——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来源与传统，其模式、形态与特点自然会有许多差异，因此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国画和西画各有所长，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功夫和拳击各擅胜场。传统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于过去却不断作用于现在，任何企图摆脱传统的努力几乎都属徒劳，叙事的薪火传承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鲁迅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但他自己的小说就从古代文学中“摄取”了不少营养。

　　极富叙事优势的汉字体系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建设中国叙事学可以吸取西方的经验，但不能走与西方叙事学完全相同的道路，更不能因此将自己的传统视为“他者”。西方叙事学是在积累深厚的语言学中蛹化成蝶，所以在话语层面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中国叙事学却另有自己的史学渊源，要它像西方叙事学那样向语言学看齐无异于缘木求鱼。陈寅恪对《马氏文通》的欧化语法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的“认贼作父”之语似嫌过重，但不能“自乱其宗统”则为金玉良言。印欧语与汉语属于不同语系，印欧语的规则自然不能“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

　　鲁迅和陈寅恪的“所见约同”，可以视为文化自信心受挫后一种普遍的过激反应，对鲁迅等人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亦当作如是观。时至21世纪，划清欧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界限，辨识文化殖民与全球化之间的区别，仍然是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好在国人已经从“汉字拉丁化”的噩梦中醒来，也找到了老祖宗在汉字中预留的连通信息时代的接口，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认为汉语是妨碍中华民族前行的负担。

　　汉语是一种极富叙事优势的优雅语言，汉语的字、词、句均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叙事：汉字构形与部件组合多具表“事”意味，易于激发动态联想，许多汉字简直就是在单独叙事；汉语中的成语多为由寓言故事压缩而成的四字词，其功能在于交流时唤起对该故事的联想。汉语地位的上升和中国叙事学的提出一样，反映了时代环境与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没有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大潮，没有历史创伤的痊愈和文化自信的恢复，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叙事学的登堂入室。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