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崛起，软法正逐渐发展为现代法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界应加大软法研究力度，促进软法规范化、系统化，发挥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认识软法：科学准确界定软法范畴

　　法有硬法和软法之分，软法和硬法一样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与软法之治”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告诉记者，软法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本世纪初才有较系统的研究。目前国家治理领域的软法规范，主要包括公法的基本原则、宪法惯例、党内法规、社会规则、司法判例、行政执法基准以及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等内容。

　　有观点对党内法规的软法身份提出质疑。对此，姜明安表示，这是对我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领导国家各项事业的主体，党依法执政、依法治国，除了依照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还依照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党内法规正是法治原则的体现。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金国坤认为，将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党内法规治党管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创举，直接将党纪法定化，赋予其法律约束力，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依法治党提供了基本依据。

　　作为国家治理中最活跃、最生动的领域，基层社区治理最贴近现实，并回应着群众切身利益与诉求。有学者调查表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善于尊重和争取民意，更多依靠乡规民约、组织章程等软法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软法规范在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有效作用，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当然，不能无限扩大软法的外延，将任何政策、规则、行政命令乃至道德、习惯、潜规则等都纳入软法范畴。”姜明安表示，“泛软法化”可能混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也表示，如何科学准确界定软法的范围，以有利于软法理论与实践进展，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

　　运用软法：发挥其重要治理作用

　　受访学者表示，软法之治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从古典硬性管理转变为现代柔性合作治理，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软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路线设计方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高家伟表示，软法不仅作为一类规范体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方面的动力，而且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开放性、包容性和层次性的知识体系，充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知识阶梯，从而使其行动路线更具有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文明形态演进过程的递进性、可预知性和可控制性。

　　姜明安将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概括为：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的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

　　软法适用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例如，可以弥补传统法律模式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的空白，拓展生态治理法治化的疆域；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有自由与秩序之争，而网络软法可以维护二者的平衡；从软硬并重的混合法视野研究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的法治化，有利于加快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进程；通过软法在企业、行业和社会范围内建立全方位治理体系，能切实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信息保护水平。因此，“软法之治应发挥其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梁剑兵表示。

　　完善软法：使之规范化、系统化

　　高家伟表示，从微观公共治理层面而言，“软法”+“治理”首先意味着对命令型管理模式的解构，亦即对支配、命令、等级、刻板、僵化、封闭等因素予以合理的限制或剔除；其次意味着重构，亦即加入人文精神、民主参与、平等合作、柔性治理等现代化因素，并保留和发扬法治、秩序、效率、协作、专业等传统因素中的精华。“因此，我们要改变观念、更新思维方法，为容纳软法这一新知识领域提供良好的观念和思维基础。”高家伟说。

　　姜明安认为，为充分有效地发挥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要加强软法理论研究，以保障其积极作用得以充分有效发挥；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用现代法治理念改进现有软法体系和内容；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新软法的形成与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编纂、整理现有软法，使之逐步规范化、系统化、完善化。

　　当然，软法本身也存在诸多缺点与不足，姜明安表示，我们要避免软法的消极作用，健全完善各种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制度以及行为规范等软法体系，将软法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让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来感知它、运用它。

　　学者表示，加强软法研究，并非忽视硬法的地位和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实施软法、硬法并举的混合式法治治理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与社会两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硬法与软法两种制度潜力，这样才能满足当下中国社会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