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旅德归国的蔡元培成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图为他与工程研究所的科学家的合影。

    现代性没有捷径可走，“越是古代（复古），就越现代”的逻辑并不成立。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更好地清理传统对当下的束缚，实现真正的启蒙和现代性。

　　有趣的西方哲学史

　　打开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浏览一下目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部通常分为三部分的哲学史中，会有一个非常厚重的上篇，一般由庞大的古希腊哲人“方阵”组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著名哲学家们可以在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中按图索骥。中篇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被称作“中世纪哲学”的阶段，然而其中叫得上名字的哲学家们除了奥古斯丁、卢克莱修和阿奎那以外，竟不足一掌，让人怀疑这十个世纪真如白马过隙。最后的下篇，则有培根、休谟、笛卡尔、莱布尼兹等近世哲学家们坐镇，几乎是西方现代思想家“先贤祠”中的全部偶像（当然，这容量巨大的第三部分还要分出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当代哲学家的位置）。

　　“两头重中间轻”足以概括西方哲学史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和另一门有趣的学科密不可分。这门以探究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为宗旨的学科就是古典学。古典学大约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西方哲学史第三部分的上限几乎吻合。

　　随着欧洲与小亚细亚、西亚之间，环地中海贸易、文化交流的再度勃兴，站在“中世纪”末尾的经院哲学家和西方知识界，发现了那个失落了十多个世纪的古典世界。先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诠释，接着是古代遗迹的发掘，使近代欧洲人“重新”发现了那个由荷马、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以及亚历山大和凯撒等等组成的上古欧洲。

　　换句话说，这段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欧洲历史阶段的记录和建立，并不是如流传有序的中国古史一般，历经两千年而传续不绝，实际上是最近几个世纪重建的产物。可是，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