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即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经济总量也定将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即恢复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占世界的份额。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0%，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我国的科技实力也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取得这些成就，不是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结果。我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没有采纳苏东式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纳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的制度是不完备的，以他们构造的各种常规治理指标来衡量，中国绝对属于治理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因而，他们要么惊呼发现了一个“中国之谜”（即为什么一个治理水平如此之差的国家，能够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要么就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即将撞上长城，甚至发生崩溃。这都源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但是，世界不理解中国，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学者的偏见，静心自省，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学者也许没有能够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

　　对于学者来说，“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就是学术语言。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人文、社科学者最激动人心的任务，是用自己学科的语言，讲清楚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讲。这里我仅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当代表现的视角谈谈，如何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谈到文化传统，许多人就会联想到当下盛行的读经、穿汉服现象。但是，读经、穿汉服只是开端，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文化传统和当代世界的联系，揭示我们的先哲们的思想在当代的普遍意义。儒家的中庸、“和而不同”，是否与当代政治民主之间有相通之处？罗尔斯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经历无数的辩论和反思之后，他的结论是：只有建立在“重叠共识”之上的政治自由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自由主义。然而，寻找“重叠共识”的过程，难道不是必须以“和而不同”为基础吗？

　　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的科举制度，使得我国古代社会成为流动性最大的古代社会之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的现实。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古代治理模式。从当下的角度来看，在科举制度之上形成的“贤能体制”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中国，贤能体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选拔制度上。选拔制度给予官员强烈的正向激励，促使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选拔制度也为官员树立了威信，使得他们能够经受住短期民粹主义的压力。这对当今世界的民主体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在美国，两党之争让政府频频陷入瘫痪；在欧洲，民粹主义泛滥，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无法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