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蒙冤逝世40周年之际，我作为他的学生，对恩师倍加怀念。回顾吴晗光荣而又悲惨的人生经历，我有许多话想说，但限于篇幅，只能就对吴晗的评价问题谈些肤浅的体会。我感到，目前对吴晗历史贡献的评价，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还不够充分，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我国革命和文化事业的贡献，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吴晗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坚强的革命战士。他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饱含真知灼见、深入浅出的文史著作，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的、不朽的地位。

　　杰出的史学家

　　吴晗是杰出的史学家。这是因为：第一，他是我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谓“开拓者”，就是在荒原上开辟园圃之人，在荆莽中开辟道路之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现代方法研究明史的学者还寥寥无几，明史研究的成果也甚为稀少，正是吴晗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论著，对明史研究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并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对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今日，明史领域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他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的。凡研究明史的人，都不能不阅读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第二，他是新史学理论的努力探索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积极拥护者，努力探索新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理想中的新史乃是社会的民众的”历史观和“求真”、“求实”的研究方法。相对于封建旧史学，新史学是历史的进步；而强调历史学要注重研究社会和民众的主张，则是符合唯物史观精神的。吴晗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对现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他是历史学科的出色建设者。侯外庐曾经指出，吴晗“积极从事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工作”。就是说，吴晗的学术贡献并不只限于明史研究，而是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科和其他文化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史学界民间学术社团“史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我国现代较早的报纸史学专刊天津《益世报?史学》的主编。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对历史科学的建设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最著名的是主持新中国史学三大工程的实施。所谓史学三大工程，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标点《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和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毛泽东出于对吴晗的器重和信任，将这三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吴晗以极大的热忱担起重任，以出众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学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三大工程，取得优异成绩。

　　第四，他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大力倡导者。在新中国学术大家中，吴晗是最注重文史知识普及的一位。他抱着“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呕心沥血，极力倡导普及文史知识，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提高民众素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是“文革”前编撰出版的几部大型文史通俗读物，发行量之高，读者面之广，罕有与之相媲美者。他不仅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倡导者、组织者，还是亲自实践者，一生撰写了大量普及性读物，即使是学术著作，也都写得行云流水，虽然学术底蕴深厚，但读来并不感到艰涩难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倡导的知识普及，既注重通俗性，更注重科学性，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当下那些戏说历史的所谓的通俗读物截然两样。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堪称普及读物的楷模，对于今日通俗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他是“双百”方针的积极拥护者。他坚决拥护党的“双百”方针，并积极参与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对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道德批判与继承、清官、历史剧以及学风、治学方法等问题都撰文发表了见解，并对“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