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恐怕不会那么快就产生，而在其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还不明显的时候去进行评价，评价者如果不是内行的专家，在评价时就很有可能被出版社的“档次”所左右，那么我们的图书评价就会走偏。

　　我所谓“图书评价莫蹈‘以刊评文’之辙”，是指评价图书时不要单纯以出版社之名气大小来评判图书学术质量之高下，就像评价论文时不能单纯以期刊之“档次”来评判论文之学术价值一样。

　　按照论文是否发表在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来评定其学术质量之高下，或许有其“参考”意义，若一概而论，恐有失公允。虽然如此，很多单位和机构还是在使用这种办法。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隔行如隔山，即使你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让你评价非同行的专业论文，除了看刊物的“档次”，实在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这种办法之所以屡遭非议而仍屡禁不止，可能就是由这种外行的管理者（不排除他们是某一领域造诣极高的专家）去管理评判内行成果的评审体制造成的。

　　相对于“以刊评文”，图书评价就没有那么讨巧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哪家机构出炉类似“核心期刊目录”的“核心出版社目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评价者心中就没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由于以核心期刊评判论文质量已习以为常，所以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评审专家，单以出版社来评判图书质量的实际上却大有人在。

　　现在的出版社，虽然有国家级和省市级之别，但那不过是一种管理体制造成的格局，只具有行政意义，而不具有学术意义。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人们以出版社来评判图书的思维方式施之于图书评价。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这几年我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韩非子校疏析论》、《商君书校疏》、《吴越春秋校证注疏》等图书，个别读者看到后对这家既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又是国家级的出版社仍然很不买账，还在网上发出质疑：“总体感觉写得很不错！但是好像有点贵吧！怎么不是上海古籍或者中华书局等大出版社出版呢？纸张很好，印刷也好，读了30多页，还没有发现错别字。”由此可见，在某些读者心中，出版社的档次和图书质量之间似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在某些专家的心目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修订本《史记》，其修订专家就选择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校勘质量很有问题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和《韩非子新校注》作为参考文献。

　　其实，我之所以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张觉述作集》系列图书，原因之一就是想挑战一下这种思维定势。因为在我看来，正如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未必都上乘一样，那些大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不见得就部部上乘，即使它们出版的已被人们认定为上乘的著作也不见得就没有诸多缺点。如我在《韩非子校疏析论》中批评的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韩非子新校注》和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就分别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在《商君书校疏》中批评的高亨的《商君书注译》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在《吴越春秋校证注疏》中批评的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出版社的名声再好，其实也掩盖不了那黑字印在白纸上的错误，更无助于提高它们的学术质量。相反，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其出版的图书也并非都是下品。我们应打破这种成见，以免“核心出版社目录”的萌生。当然，如果真要搞“核心出版社目录”，我们可能也挡不住。我之所以写此小文，其目的也不过是呐喊一声，以止之于其未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