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不排斥“大义灭亲”。

　　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规范,而现实中的人又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逃避不了亲情。因此,法律在其运作中必然要遭遇到与亲情的协调问题。去年黑龙江杀警越狱逃犯高玉伦被其亲戚举报抓获,随后关于“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的讨论,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出于秩序和效率的考量,应“大义灭亲”；从自由或权利的角度出发,则应“亲亲相隐”

　　面对亲情,中国自古就有“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两种理念,它们虽然立场迥异,但与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却都不相排斥。道德主义虽然并不是现代法律所要唯一坚持的立场,但如果某些法律漠视甚至悖离基本的社会道德,那么它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恶法非法”的原则可能会激励人们反抗这样的法律。由此看来,法律对“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两种立场的选择问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而是一个值得让立法者深思甚至着实让其头疼的问题。因为,立法者必须要面对二者选其一的纠结,且任何一种立场的抛弃都可能遭遇法律的道德性危机,在这其中法的某些价值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损。该问题的难度还不限于此。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建设法治的战略又促使国家往往把立法作为重建利益格局的惯常性举措。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由于新旧体制、新旧利益、传统和现代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使得某些立法常常变得异常艰难和复杂。换言之,某些立法过程,其实往往就是一场各种力量之间的艰难的博弈过程。也正因如此,法律对“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立场的选择问题才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这场博弈中,立法者需要在更多的问题上作价值取舍和立场选择。

　　具体来说,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国家和民众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持有不同的立场。国家出于秩序和效率的考量,更倾向于让民众“大义灭亲”,而民众更愿意从自由或权利的角度出发,希望国家能让其“亲亲相隐”,此间立法者应该如何取舍?　面对传统的国家职权主义的压力和当下民众对权利日益高涨的需求,面对依赖“大义灭亲”法制而形成的分属于不同实体的部门利益和民众基于善良人性而亟待国家给予亲情“松绑”的欲求之间的冲突,在此消彼长的利益格局的重整中,立法者应该如何权衡?从文化传统上讲,“亲亲相隐”有其历史根基,从革命传统的角度,“大义灭亲”有其合法性,在传统文化复归和法律的政治性日益弱化的现代社会,在处理亲情的问题上立法者的立场应该如何选择?再进一步说,“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选择与权衡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立法或司法场域中展开的,来回往复于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