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困境”的一个荒诞事实是,老人由于传统观念和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往往保持省吃俭用的消费方式,总要给子女留些“遗产”。对此,我们应制定优惠政策,引导老年人消费,让老龄人口从社会负担变为经济资源。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人口迅速老化正使中国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处理好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的关系,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

　　传统中国采取家庭养老为主的方式,虽然国泰民安时期,政府也会为老人提供特别优惠,但能享用到的通常都已是“古来稀”,也就是说不属于国家普遍责任。目前,虽然国家在老年人社会保障方面不断有所推进,但中国法律仍然将子女列为法定赡养人,就有这一传统文化因素的痕迹。如此规定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不会遇到挑战,但在现实生活中难免遭遇“不合作”甚至“对着干”的情形。

　　一方面,当年为推行计划生育,国家大力宣传“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破除养儿防老”等口号,实际上已将全社会的养老责任从家庭剥离,转移给了政府或社会,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上堪称翻天覆地大转变,今天再要调整,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实际面临收入有限而开支无限的难题,买房按揭之后,几乎没有余钱可以支付照顾老人的一应费用。在许多家庭里,如果子女有能力自己购房,不用父母支持“首付款”,老人差不多就要口诵佛号了,如果还能赡养照顾老人,那对老人来说,就是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了。

　　更显荒诞的是,即便子女不依赖老人,老人由于传统观念和长期形成生活习惯,往往保持省吃俭用的消费方式,不要说“以房养老”,就是微薄的养老金也舍不得完全用完,总要给子女留些“遗产”。老人对自己如此“吝啬”,对子女如此“体贴”,养老的负担自然会一厢情愿地向政府或社会转移。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养老企业都面临老人有钱不用,无论福利性保障还是市场化服务都难以为继的窘困。

　　在家庭内部依托天然的利益共同体,一致对外地转移养老负担的情况下,国家的养老计划至今尚未明确。全国大部分地方养老金存在缺口,各地的区别只在于缺口大小,还有统计口径的有待统一。在城市里,由于地价昂贵,能用于建造养老设施的土地奇缺,即便有钱可以用于覆盖建安成本,也不够用来支付土地使用费,或者说政府也舍不得将土地用于建设没有财税产出的养老设施。

　　一些看准“银发市场”前景的企业家,愿意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建造养老设施,接纳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老人,并希望通过个性化服务,获得企业运营的正常利润。但由于老人“刻意”克扣自己,除了基本服务之外别无他求,最后弄得企业无从获得利润,惨淡经营之中朝不保夕。

　　在家庭、政府和企业都难以独自承担养老重任的情况下,作为最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建立在社区服务基础上的“居家养老”应运而生。“居家养老”虽有“家”字在其中,其实这个“家”主要指老人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养老所需要的服务则同家庭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通过社区组织的服务项目,实现设施之外的专业养老。

　　由于居家养老一则解决了老年人继续生活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未被人为割断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所以显得比较人性化:二则既解决了设施不足的难题,又方便了社区集中提供服务,具有更高的资源利用率；三则为社区部分人员提供了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且又能实现就近就业,所以得到普遍的认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居家养老的体制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