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先秦时代一直被称为《诗》。就其作品最初创作、传承的动因，以及文本结集的目的与功能而言，《诗》的文本性质毫无疑问是礼乐的，而非文学的。但是，以礼乐形态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诗》，在其产生之初，就已具备了成为文学百花园中绚丽之花的特质。

　　礼乐之文 

　　我们说《诗》是礼乐的，而非文学的，这立足于对《诗》与周代礼乐制度之间密切关联的深刻体认，立足于对《诗》文本结集历史的深入研究。首先，《诗》中被视为“正经”的，以歌颂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为了配合典礼仪式用乐的需要而创制的。它们或用于敬天祭祖的礼仪，通过歌颂先公先王的功德来祈取福佑，如《周颂·天作》、《大雅·绵》等；或用于嗣王的登基奠礼，表达承继祖考之道、敬慎国事的决心，如《周颂》中的《访落》、《敬之》；或用于明君臣之义、洽兄弟之情的燕射仪式，通过渲染宾主和乐的气氛来亲和宗族、抚慰诸侯，如《周颂·有客》、《大雅·行苇》。

　　现存于《周颂》中的《武》、《赉》、《桓》等篇，曾是被视为三代之乐代表作的《大武乐》的配乐歌辞。《大武乐》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果，以歌舞的形式重现了周文王、武王开国平天下的历史过程，告功于神明，垂鉴于子孙。无论是典礼仪式中的乐舞还是歌诗，带给观者与听众的，都不是艺术与文学的审美体验，而是典礼仪式所特有的庄严与肃穆。即使是合和宗族、亲洽兄弟的燕射歌乐，给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仍然是温情脉脉、“和乐且湛”的歌乐背后丝毫不可僭越、违背的礼制规定。

　　德义之府 

　　在申明《诗》中颂赞之歌的礼乐功能时，讽刺之诗的仪式属性也应得到充分肯定。“诗”这种在后世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最早却是在指代规正人行为的讽谏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使不失坠”，即是此义。周人立国之初，殷鉴不远。为了保持国运久长，在倡导“天命无亲，惟德是辅”的同时，很早就建立了禁防君王失德败政的讽谏制度。《国语》载此制度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西周中后期经历了幽、厉之乱，讽刺之诗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补察时政的功能。“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需要，是数量众多的讽刺诗汇集于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通过瞽矇乐官的仪式讽谏进入收录仪式乐歌的诗文本，则是这些诗歌得以保存的基本途径。

　　在瞽矇以乐教的方式传承《诗》时，国子也通过乐语之教来研习《诗》。乐语之教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推动了引诗赋诗之风的出现。发生在周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说明至晚从西周中期开始，仪式乐歌已经在礼乐形态之外，也以言语的方式流传于公卿大夫之间了。到春秋时期，外交聘问场合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礼乐之文”，这就是由公卿大夫主导的，与瞽矇歌诗相区别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之风的出现与盛行，使《诗》的文辞之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春秋中期晋文公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的论说，可知原先从属于礼乐的《诗》，在这时已经作为德义之府，取得了与礼乐等同的地位。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论说，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随着周代礼乐制度彻底崩溃，礼乐形态的《诗》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孔子出于“从周”意愿的正乐删《诗》，未能留住“礼乐之文”的光辉，却在客观上强化了《诗》为德义之府的观念。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就是这一观念的外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