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认真看了一下衣橱，似乎都是旧的东西多，不是旧到不能穿的那种，而是早年买的积累。由于在家待的时间长了，穿的机会少，久而久之，尽管衣服还很好，却已变“旧”了。有朋友说，能多穿衣服是福气，初听不以为然，细想想倒觉得有几分道理。随着年龄增长曲线衰减，你需要干体力活的机会减少，需要穿得人模狗样地出门的几率也在降低，再往后也就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跟衣服已没有多少关系了。

　　年轻时好动，汗流得多，衣服也废，然而能穿的却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生产队里年轻人说是夏天要打球，需要弄件球衣，其实也就是想买件夏天的衣服，却苦于没有现金。而现金，一般要到年底分红才有。于是几个人商量了好一阵子，认为找到现金的最好最快的途径唯有去卖柴火。于是跟生产队那也是年轻人的民兵连长说了声，悄悄去林子里砍了点树。树是集体财产，砍得不多，也是点到为止，约莫凑够了买背心球裤的钱就算了。砍的树，劈成柴火送到砖瓦厂，换成了现金，我买了一件背心。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能够赚钱买衣服，尽管只是件背心，也让我开心了许久。因为在此之前，我最大的能耐也就是买过一块两尺见方的“搭布”，用于夏天劳作时披在肩上。

　　那时，与衣服关联度最高的是“补丁”。就这“补丁”也曾给我带来过极大的意外。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于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去过务农的人，大致都遇到过要自己缝缝补补的事。我因为早早就独立生活，这针线活也还做得像模像样。服兵役时当新兵下到连队，恰逢老兵退伍，乱哄哄的，我到了好几天都见不到班长的影子。只是听说他是全连最老的兵，胖胖的身材，光光的脑袋，扁扁的头。在还没有志愿兵的年代，他已经当了八年兵，资格比有的连队干部还老。而且与我还是同行，车工。再往后，终于见到班长了，可他却是爱理不理。刚上班没有工作服，老兵们给我凑了一套旧军装。衣服还好，但裤子的膝盖、后裆却烂得不成样子了。下班后我待在储物室，花了好长时间用针线细心地将裤子破的地方一一缝补好。其间，班长进来过，却一句话没说。但从此之后，班长对我的态度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刚下连队时，这个看起来肉乎乎的班长竟是死活不愿要我，因为是城市兵。而在我之前同一个城市来的兵，据说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不是跟连里闹得很僵，就是被遣返。班长怎么都没想到同是城市兵的我竟会补衣服。我则更没料到这本能的缝缝补补竟然帮我摆脱了极为尴尬的处境。“补丁”帮了我。

　　不过，就为这衣着，也惹过不小的麻烦。那是在一场战争中发生的事。那时部队的工作服有点像短夹克，在人人穿着肥大衣裤的时候，这服装显得相当的精神。不少战友都舍不得穿，留着等回家探亲或是复员时穿。平日里战友们穿的工作服大都是领回来用做擦车抹机床的破旧军装。战事来临，我和其他汽车部队的战友编入了一个新成立的野战单位。由于没有装备，我们被临时派往一个野战仓库搬运炮弹。尽管是来自各个部队，但这些司机、修理工们依然是保留着原来的着装习惯。天冷，工作时，正式军装的外面罩着件破旧工作服。与以往不同的是，按战时规定，所有人都是荷枪实弹披挂。这身衣衫褴褛的装扮，加上疲惫不堪的状态，猛一看倒有点像长途奔袭的敌方特工队。结果真有这么一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我们结束工作走出露天仓库的时候，由于装束和言语等原因，与守卫仓库的哨兵发生了小冲突，被守备部队误认为是特工队来袭。幸运的是在相互对峙，担心擦枪走火的千钧一发，装放有大量弹药的石灰岩洞穴山上的意外枪声替我们解了围，疑似发现了真的特工队，那一串串子弹射出时的火光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等到我们跑回驻地，谁都为刚才的事捏一把汗。虽说事出多重因素，但着装还是惹了祸。节约来节约去，差点没把后半辈子的衣服都节约了。

　　如今，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时代已经基本结束，曾经颇为家庭推崇的缝纫机也已悄然隐去。但作为一种消费习惯，广东人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太多的改变。依然是重吃不重穿，穿着相对随性，大街上也鲜有西装革履的在晃悠。现实中的穿着不仅关乎人的性情，还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有很大关联。曾见过去应聘白领的大学生，那副行头，中规中矩的黑西装、白衬衣……在大热天让人看得有点心酸。还没能踏入社会，就首先接受了社会的“先敬罗衣后敬人”。其实，我们的穿着，谁也都在被环境所左右，无论过去、现在。衣服的作用已渐渐与原有的基本功能相剥离。要想穿得舒服、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能穿、能多穿、能随意穿的确是一种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