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的批判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这篇长文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彼得·西蒙森（Peter Simonson）和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加布里埃尔·韦曼（Gabriel Weimann）合撰于2003年，载于卡茨（Elihu Katz）等人所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以下简称《解读》）。文章对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默顿（Merton）的经典著作《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以下简称《大众传播》）进行了全面、深刻而又另类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回味良久。初看标题即让人陡生疑惑：“哥伦比亚的批判研究”——何其矛盾！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哥伦比亚学派是经验学派的主力，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导的批判学派形同水火、泾渭分明，如何也搞起了批判研究？暂时抛却惯性思维，沿着作者对经典的条分缕析，一切释然。

　　在传播研究史上，因为“有限效果论”主导范式的确立，拉扎斯菲尔德无可争辩地被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批判学派羽翼渐丰，拉氏所倡导的以抽样调查和量化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学术观念，日渐遭到批判学派的强烈诟病，批判的焦点便是以拉氏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过于强调对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化的观念与行为的微观研究，而忽视了传播与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宏观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明晰区分成为传播学研究两大阵营的分水岭，也成为传播学界几乎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恰恰是这一“常识”，被西蒙森和韦曼以极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文字所颠覆。

　　作者坦承，拉扎斯菲尔德的确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在影响受众观念、态度和行为方面的有限效果，以及哥伦比亚学派对抽样调查的热衷和对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的冷淡。但同时指出，这并非拉氏学术观念与方法的全部，认定拉氏所有研究都瞄准微观“效果”是“以偏概全”，而过分强调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对立则更是一个“历史错误”。作为具有广阔视野的杰出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无论短期效果还是长期效果，无论因讯息引起的效果还是由制度结构导致的效果。这个重要观点在拉氏和默顿合写的《大众传播》中得以充分体现。

　　“这部经典是一篇关于大众传播的极富历史意涵的批判性文献，它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这是《解读》的两位作者对《大众传播》的基本判断。他们认为，文献从批判视角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问题，如商业化大众传媒体制及其霸权地位，以及对反抗体制的意见如何被“结构性消音”；并从历史视角出发，阐述了流行品味的社会学问题，对工业社会大众审美品位的退化提出了反思。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即竞选中劝服类型的讨论，才与媒介有限效果密切相关。即便如此，拉、默二人所要界定的，仍然是媒介得以产生强大影响力的特定条件（垄断、渠道和补充），亦即条件的附件，并非对媒介强大效果的否定，而且这部分内容仅占全文篇幅的四分之一。在由默顿所增补的《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一章中，他提出了后来影响极大的“三功能”说，将大众传媒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加以审视，尤其是大众媒介“麻醉负功能”的提出，尽显批判锋芒。尽管这并非拉扎斯菲尔德的初衷，但从拉氏看到默顿修改稿之后的由衷赞叹，不难看出他对于传播研究宏观视野和社会批判的高度认可。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对拉氏及哥伦比亚学派标签化的“有限效果论”历史误解的反证。

　　作为辅助证据，西蒙森和韦曼还提到了拉氏在1942年撰写的“虽重要却常被忽视的”文章《广播加诸公共舆论的效果》。拉氏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商业媒体倾向于维系社会现状，从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消极作用；并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对广播的商业化模式进行了适度批判。西蒙森和韦曼认为：“这才是大众传播批判理论和社会政治霸权理论的精华所在。”而深刻理解这一精华的拉扎斯菲尔德自然能够与批判学派多有神会，难怪《解读》的前言宣称，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应该“在批判学派内享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两位作者并无为拉扎斯菲尔德及哥伦比亚学派在学术场域占山圈地之意，其真正用意在于：“告诫我们切不可将‘批判’与‘经验’的二元对立具体化。”正如拉氏自己所说：“令两种研究路径相互借鉴，我们才能从中获益。”而《大众传播》一文正是拉氏身体力行打破学派成见，调适和运用两大研究范式的典范。

　　西蒙森和韦曼在其文章中，披露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当年在哥伦比亚合作共事的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这让我们在真切感受20世纪40—50年代两位学者卓越风采的同时，也为读者揭开了一段被过度简化的学科定见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默顿二人同时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在此后的30年里，已然成为整个社会学系耀眼的“双子星”。拉扎斯菲尔德开创了以抽样调查和量化分析为基本方法的经验主义主导范式，而默顿作为40年代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始终与哥伦比亚研究所的实证主义风潮保持着距离。迥异的文化背景以及学术旨趣，并未影响到两位学者长期的精诚合作，反而成为二人“互哺”的丰厚资源。

　　作为实证主义者，拉氏以其独创的量化研究方法，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对大众传播进行追踪考察，提醒人们切勿沉迷于丰富而无法确证的知识；而社会学大师默顿则更善于用深邃的洞察力和简明扼要的分析性概念，将媒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系统和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并提炼为精粹的理论。拉氏如此描述二人的分工：“我总结出一系列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献，而他则从每份实验报告中提取新颖的理论观点。”在长达三十余载的合作岁月里，拉氏每一部著作的编辑工作均由默顿精心完成。而拉扎斯菲尔德那篇“不宜刊印”的演讲稿（即《大众传播》）也正是经默顿之手才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不朽杰作。西蒙森和韦曼如此感叹：“最终，是默顿这位马克思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强化并放大了长期在拉扎斯菲尔德理论体系中居次要地位的批判—历史主题。”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