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现状，结合国际研究文献，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各种机制。接着本文以知识转化机制之一——大学智库———为例，概括了国内、国际大学智库的基本经验和特征。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我国的优质大学智库，从智库培育基金、政策分析市场、多元经费投入和成果输出、智库评价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集中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主力军的高校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机制，更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分析、公民社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商业管理服务，遂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知识转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不同机制；接着以知识转化机制之一的大学智库为线索，概括国内、国际大学智库实践的基本经验和特征；最后，从智库培育基金、政策分析市场、智库质量保障、多元经费投入和成果输出、智库评价等角度，对培育我国优质大学智库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机制”一词可以指“沟通渠道”、“互动方式”、“相互关系”等不同内涵，本文中的“机制”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实现向非学术机构（如政府部门）转移或与后者建立合作、互动关系的方式和途径。

　　一、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知识转化的现状

　　传统学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积累而非知识转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贡献主要通过人才培养、政府委托项目、专业性期刊和专著、“明星”学者“个体作坊式”的知识普及等途径来实现。近年来，由于知识服务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被重新认识和认可。同时，受到高校质量评估运动和问责制的影响，大学科研活动越来越关注“质量指标”，这些指标通常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主要依据文献引用率和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力来评价学者的研究水平，但这些指标难以全盘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中。无论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还是从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的角度，我们都需要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的新机制。

　　从1999 年教育部启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至今，国家已在66 所高校建立了151 个重点基地，基本覆盖人文社会各学科。十年来，这些基地向中央、省级单位提出咨询报告、政策建议4 万份，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或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有2155份。[1]2003 年，教育部推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进一步把咨政服务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招生快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学生数量增长率高于大学整体入学人数的增长率）（见表1）；二是研究力量的壮大。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研发人员、经费投入、项目数量、论文和专著数量等指标上持续攀升，但相关学科的知识服务水平却没有显著提升（见表2），其中2007 年、2008 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研究开发项目成果数还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较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绝对产出数量①，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贡献的乏力值得关注。

　　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受到高校科研立项、发表、评价、推广各个管理环节的阻碍[2]；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在性质上的差异也是需要学者和学术管理部门不断探索的。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出如下区别：第一，在选题自主性方面，研究者选择基础研究问题时相对自由，而应用性研究课题要更多考虑特定使用者的需要；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基础研究学者有更大自由度来决定是否延续原来的研究思路，或者转移到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趣或更有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而应用性研究一旦开始，研究者并不期望有所变动；第三，在研究成果评价方面，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者主要是科学家同行，而应用性研究的评定由科学界以外“制度化的参考群体”做出———他们的职责是促使研究成果实用化。[3]如果观察一下目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出的申请规章，不难发现学术管理部门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目标导向是模糊的，例如，基金项目申请书通常要求申请者同时论证“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目标。因此，厘清两类研究的不同本质和实现路径，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