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On the Media View of Chen Jiageng

　　【作者简介】赵振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领袖，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不但创办了《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等进步华侨报纸，而且积极培植、资助进步报纸，作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开展对敌斗争、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喉舌、阵地。陈嘉庚高调倡导言论自由和健康的媒体环境建设，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应该向媒体开放，接受媒体的监督。同时，他认为媒体自身也应做好自律，新闻报道必须确实，以免误导社会，因为新闻媒体负有“开通文化，改良社会，评论政治”之义务，肩负着开通民智、领导社会之重大责任。陈嘉庚利用媒体推动宣传工作，团结南洋华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As the lead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ern Asia, Chen Jiage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news media. He not only founded advanced newspapers of overseas Chinese such as "Nanyang Siang Pau" and "South Live Abroad Daily, but also actively cultivated and patronized advanced newspapers as mouthpieces and battlefields of support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ies and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n constructing a unified country by gathering the power of overseas Chinese. Chen Jiageng highly prais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media environment, and he thought that Kuomintang government should work openly and accept media oversight. Meanwhile, he asked media to have self-discipline and report authentically so as not to mislead the society, because news media have the obligation of "illuminating culture, improving society and commentating politics" and the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of enlightening people and leading the society. Chen Jiageng used media to motivate publicit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by unifying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ern Asia together.

　　【关 键 词】陈嘉庚 媒体观 媒体关系 Chen Jiageng/Media view/Media relations

  　截至1940年前后，海外华侨总数已达1183万人之多，而且十之七八在南洋各属。①陈嘉庚领导和代表的南洋华侨力量，是20世纪上半叶与国共两党比肩、并为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第三大力量。陈嘉庚一生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视新闻媒体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进而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重要工作。他熟悉新闻媒体性质和媒体运营规律，不仅亲自创办、经营新闻媒体，而且善于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动员，推动工作，显示出很强的媒体关系意识。

　　一、资助、创办媒体，培育宣传阵地

　　陈嘉庚能从一位华侨实业家跃而成为南洋华侨的领袖，是因为他有着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陈嘉庚虽然一生奉持无党无派之立身原则，但他深知占有媒体的重要性，拥有自己的媒体，才能够通过媒体达到宣传主张、动员社会、进而影响时局之目的。陈嘉庚创办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这几份报纸分别在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陈嘉庚办报之目的，一如其对华侨之定位，决不介入国内政党之争，只以服务于商业和引导社会为目标。《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9月6日，以“第一份纯粹商营报纸”面目出现，以开通商情为目的，不涉及政治党派。[1]《南侨日报》的创刊亦同于此。在《南侨日报》创刊两周年之际，陈嘉庚特写作《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一文，声言“本报创办在祖国内战剧烈之秋，于今两年。创办之目的，系为社会服务，与一种党报及营业谋利者不同。出版以来，屡遭党人特务百方阻挠，幸能渡过难关。关于报馆任务，无论抱何目的，多谓为领导社会，开通民智。”[2]

　　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是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力量，所办报纸是这第三大力量之言论机关。日本人就认为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之目的，实为建立抗日之言论阵地，据老圃译日文书《华侨研究》所载，“彼（陈嘉庚——笔者注）早于一九一三年（应为民国十三年）特为排日之目的，而创办《南洋商报》，置言论界于其势力之下，……”[3]事实也正如日本人所言，转股之前的《南洋商报》就是陈嘉庚的主要言论阵地，他很多关于时局的主张和立场都是通过《南洋商报》刊载、传播出去的。据杨进发编著的《战前的陈嘉庚的言论与史料分析》，书中共收录陈嘉庚的言论56篇，其中有46篇是由《南洋商报》刊发的，这些言论对国内政局、社会时局和华侨问题关注至深。1941年3月29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召开大会，重庆国民党政府妄图借机“倒陈”未成，陈嘉庚以151票连任南总主席，《南洋商报》于3月31日专门发表《我们需要陈主席》的社论文章支持陈嘉庚。此次大会陈嘉庚指斥总领事高凌百拥汪亲德，前广东省主席、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外部长吴铁城临陷逃脱及诸多腐败之事，但是在会议现场就有国民党人通告各家报纸不要刊发嘉庚先生的讲话，陈嘉庚愤而斥之：“本早各日报登载昨天高凌百辱骂华侨，甚于在场所言，狂谬诬蔑，尚可登载，而今日余所言皆系事实，且属他个人之事，便不可登载，理由何在？”[3]367新加坡三家日报中有两家是反陈嘉庚的，自然不会刊发，因此只有《南洋商报》可用，尽管受高凌百总领事百般干扰，终于越天详细刊出，真正发挥了南洋华侨总会机关报之功能。

　　1946年11月21日创刊的《南侨日报》，亦是在《南洋商报》股权转移、言论阵地被反动文人控制、新加坡的民主派同仁“痛感应有自己的喉舌之必要”的情况下，发动创办的一家新的机关报。《南侨日报》创刊号刊载陈嘉庚的《告读者》一文，明确指出“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4]《南侨日报》在政治倾向上更为明确，南侨总会喉舌的性质更为突出，陈嘉庚藉此发表了大量关于时局的言论，像《论美国救蒋必败》、《蒋介石的最大错误》、《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等。《南侨日报》存在的近四年时间里，“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团结各帮派，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到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群众称之为‘民主堡垒’，‘南天木铎’。[5]

　　除了自办媒体外，陈嘉庚还十分注意资助、支持持有正义立场、敢于主张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人。上海《国民日报》时任经理蒋公堂，极力拥护政府，与汉奸日报进行斗争，但由于政府经费停供，蒋公堂遂赴新加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虽然有困难，但认为“若拒绝则该报不能维持，即减一宣传机关”，于是不得已向黄梨公局商捐，在该报改名为《神州日报》后仍按月汇去所需开销，维持报纸的运营。[3]92皖南事变发生后，进步的文化人在国内更加难以立足，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时任全国青年记者协会主席的范长江，范长江只好流亡到香港，因在港赋闲无事，准备编写国家抗战以来的年鉴，遂致信陈嘉庚，求支持港币15，000元用于编修年鉴及维持通讯社费用。陈嘉庚在重庆时曾经多次与范长江晤面，并接受其采访，颇有好感，遂慨然应允。随后又认股4万元帮助范长江任经理的、中共在香港办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组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可见其殷殷关爱之情。[3]379-380

　　二、善待新闻记者，广泛收集资讯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华侨慰劳团回国考察慰问。据陈嘉庚自述，此次组团回国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国内抗战已经两年多，沿海各重要出入口都为敌所占领，华侨难以回国，“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此次组慰劳团“系欲鼓励祖国同胞，增加抗战民气，及回洋报告侨众增益义捐，及多寄家费以加外汇。”[3]107而据他从延安归来后在重庆的演讲，他再次申明组织慰劳团的任务一是“把海外侨胞的热情带回来，向艰苦奋战的国内同胞致敬。”二是“实地考察，把国内同胞艰苦奋战的情形带回去，鼓励侨胞，更加提高他们的热情。”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内团结的问题”。陈嘉庚“来中国之前对国共两党不和就有所闻，"[5]陈嘉庚特别强调国内团结抗战对于海外侨胞筹赈的重要意义，而此次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看实际的情形，从言论，行动等各方面作切实的观察。”②即调研、搜集祖国抗战及国内的时局情况。陈嘉庚有着丰富的媒体经验，深知记者在搜集掌握资讯方面的优势。“记者通常被人们称为‘消息灵通人士’。这是个很恰切的称号，消息不灵通的人很难成为合格的记者。”记者是“消息灵通人士”，是各种资讯交汇的枢纽。[7]陈嘉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非常重视与记者的接触，举凡有记者求访，皆欣然应允，几无拒绝之例。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记者的交往上，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国内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一些不容易看到的阴暗面。陈嘉庚刚到重庆，恰逢《南洋商报》派驻国内的战地记者张楚琨从北方前线归来，与慰劳团在嘉陵招待所会面。“陈嘉庚即向他询问战地与重庆的情况，张楚琨即以一句普遍流行的话回答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意思是战地炮火纷飞，重庆则杯觞交辉，战士们浴血奋战，大官们则夜夜笙歌。为了进一步证明，他向嘉陵招待所下方指去，在那里，正动工兴建中的两幢住寓乃政府大员吴铁城及朱家骅所有，陈嘉庚终于首次亲眼见到一项可能被视为高官贪污的证据。”[8]陈嘉庚对这件事印象深刻，这也是他鄙夷吴铁城、后来与吴铁城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1940年12月慰劳团结束抵槟榔屿时，21日在槟榔屿即与吴铁城发生言语冲突。1941年3月29日至31日，陈嘉庚主持召开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再次揭批吴铁城广东临陷脱逃及诸多腐败之事。

　　陈嘉庚一行进入福建后，听福州代表说该处已预备五万元作欢迎费。陈嘉庚已闻知当地百姓苦况，怕所到之处均仿效浪费，另外也想借媒体召告一下，通过媒体来征询闽民惨况，于是拟稿寄南平、永安、福州、泉州、漳州，五处登报，约言如下：“……在此抗战艰难时间，尤当实行节约。自回国以来历十余省，对欢迎及宴饮无谓应酬，概行辞谢。并托陈主席通告，余经过地方切实遵行，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故复登报表明真诚，乞希原谅。”

　　其中“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陈嘉庚称“余最用意者在此两句。盖既闻诸代表来告闽民凄惨之状，故藉节约启事，含意征求各处报告情况，以广收事实证据。”结果等到了南平，早晨阅读《南平日报》，发现这两句却被删掉了，陈嘉庚立即质问随行的李秘书，方知是省招待员陈延进、李良荣二人接福建省主席陈仪电告删去之。陈嘉庚大骂陈延进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一直走到邵武，陈嘉庚愤恨之心仍然难以平复，并对集美中大出了陈延进这样的学生感到十分“遗憾”。[3]268-274

　　陈嘉庚一行到福州后，当地报界记者或单独拜见或两三人同来，“纷纷来言此间民众苦景，而尤以贫民为惨，都由贪官污吏，种种苛政，对报馆则取极严酷检制，不但禁止言论，虽市内公事新闻，稍为登载，检查员以为扰乱治安，概行删去。”就在陈嘉庚一行即将离开福州的前一天，当地男女记者十余人再次相约一起来拜见陈嘉庚，欲向嘉庚“报告惨况，挽救民众倒悬痛苦”。陈嘉庚让他们把欲言之事写下来交给他，这些记者面面相顾，都不敢应承。最后终有一人挺身而出，愿为执笔，陈嘉庚交待各位记者一定要替这位记者共守秘密，并让负责执笔的记者最晚明早六点送来，结果这位记者到半夜便将写就的情况报告送了过来。陈嘉庚非常赞赏这位记者，以“义勇之记者”赞许之。[3]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