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张宁入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其间，曾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做过长时间的访谈，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研究旨趣及其变化。此后，张宁又多次与李金铨先生交流。本文为数次交流中的一部分，主要扣合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的问题，由张宁整理出草稿，并经李金铨教授修订润饰而成。

　　史学与社会科学应相互吸收彼此之长

　　张：近十年来，您举办了两届“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并在新闻史方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学界颇有影响。但在很多场合，您都自谦是新闻史研究的“门外汉”，涉足这一领域只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我也多次听您说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由是观之，您涉足新闻史研究也应该是一种必然。您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

　　李：这是米尔斯的说法。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要放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之中，一方面有全球比较的视野，另一个是有历史的视野，在时空中观照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我一直相信这种说法，觉得社会科学不应该脱离历史。但现在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历史是历史，我觉得这样的趋势不太好。

　　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受实证论的影响很大，一味向自然科学的方法靠拢，远离人文的核心关怀。社会科学本应是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受到两者影响，并由此形成不同流派，开拓不同的学术兴趣。我们当然应该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社会科学有哪些方法，是否只能跟随实证主义的路径亦步亦趋，这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都大有商榷的余地。社会科学毕竟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学问，一旦抽空了人文的意义，很可能本末倒置，变成技术挂帅，问题干枯，结论自然索然无味。

　　我刚刚进入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念硕士时，偶然在图书馆翻阅到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一篇文章，说社会学研究的是现在的横切面，历史则是研究过去。拉扎斯菲尔德被施拉姆推崇为传播学的四大始祖之一，我初读其文，心中虽有疑惑，但初出茅庐，不敢断定自己的看法对不对。直到1977年左右，英国媒介社会学家腾斯托（Jeremy Tunstall）到美国访问，在喝啤酒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问他到底是做社会学还是做历史的，他说他向来认为社会科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当时我听了，吓一跳，于我心有戚戚焉。后来接触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我的整个学术心迹就由此奠定了（米尔斯是拉氏在哥大的同事，但两人的见解南辕北辙，《社会学的想像力》第三章尖锐地批评拉氏代表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而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加，我愈发意识到，如果没有历史的深层视野，社会科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是肤浅的、无根的。

　　张：您刚才所说涉及到社会科学与历史的融合问题。说到融合，在我看来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加入“史识”，有历史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研究，比如新闻史，在其中是不是也需要有社会科学的相关观念与方法的融入呢？

　　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即使不是史学的专业学者）需要有些历史的视野，就像我们都需要有些哲学素养，但并不一定都变成哲学家。我自己对历史有些兴趣，但没有下过全面的功夫，所以我在新闻史上是“门外汉”。我是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言的。

　　整体而言，在华文圈内，新闻史领域研究的素质有待大幅度提升。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新闻史研究都远远落后于整个史学界，到处充斥太多粗糙描述的东西。我想问的是：做这样的流水账，目的是什么？历史材料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内在联系在哪里？这样的研究对我们产生什么意义？

　　我的训练背景来自社会科学。我知道，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有概括性，意见并不一致，但社会科学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我认为，新闻史不妨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烛照史料，洞察史实背后的曲折意义和内在联系。当然，千万不要用理论来套史料，理论只是帮助我们勾勒史料；史料不是为理论服务的，但善用一些概念和理论却有画龙点睛或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不是提倡把历史“社会科学化”，而是提倡史学和社会科学互相吸收彼此之长。

　　我不是新闻史的专业学者，自知目光所触及的很窄，可能以偏概全，请姑妄听之。我的一般印象是什么呢？第一，坊间有些新闻史写作只简单叙述材料，但这些材料如何取得，信度、效度和代表性如何，却都交代得不够清楚，甚至完全没有交代。第二，这些材料常常是单方面的，叙述是单线条的，而不是旁敲侧击的，不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也不是从多方求证的。有时候甚至作者已经有了结论，再找一些例子权充证据，实在没有说服力。第三，还有些人急着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尽是想当然耳，这些议论与材料有何（或有无）关联，却不一定讲得明白。我劝我的学生要多分析，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