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关键词：一带一路/话语/共同体/国家形象

　　作者：孙发友 陈旭光

　　简介：孙发友(1956- )，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业务；陈旭光(1986- )，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大众传媒是强大的形象塑造者与传播者。Merrill J.C认为，通过引导、界定、修改个人对外在环境的价值与行为，大众传媒在传递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和建构认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国家形象建构与媒介话语生产之间的基本联系表现在：国家形象必须依附特定的媒介进行形塑，并在受众的认知和评价中传播，而“话语建构了意义与关系，帮助人们界定常识与合理认识”[2](P.6)，因此，媒介所制造的各种话语文本成为形象传播和受众解读最直观的载体之一。本文以“一带一路”话语为研究对象，并不试图分析这一传播行为的实际效果，而旨在考察媒体在话语生产与话语阐释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媒体如何以“一带一路”话语为桥梁，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

　　一、“一带一路”：话语、权力与国家形象

　　“话语”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语言学中。福柯将话语引入哲学分析后，话语开始广泛运用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陈述(statements)的整体，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3](P.129)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话语由一系列陈述所构成，是人们建构事物的一种言说方式。因此，话语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怎么说”。福柯的这种话语观，秉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事实上是企图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知识进行一次系统地检视。霍尔针对福柯的理论精辟地指出：“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