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转型、传播学突破、传播学重建——凡此种种，关涉这一学科的何去何从，也呼唤出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面对社会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焦虑，作为以信息的传播规律、传播以及关系和意义的构建等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在当今以新媒体为背景和推动力的巨大变革中，受到的考问和自责尤其惨烈。

　　传播学诞生的历史不长，充其量也不过大半个世纪。中国传播学对之的接受，则只有区区二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有关学科的反思，一直浸染在西方语境和本土消化、现实的冲击和基础的薄弱、安身立命和跨学科诉求等方面。可以说，短短时间，学科点、招生人数等风生水起，可学科建设——这里多指所谓“内涵”——则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甚至是原地踏步。

　　一般情况下，有关学科转向的思考常常会同时受制于现实的需要和学科本身的需要，传播学尤其如此。它们都离不开学科自省，由内至外，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比较和分析。孟子有言：仁者如射，发而不中，反求诸身。我们立于最新近的时代变革，去回溯那多重的历史层面；我们也从那“层复一层”的历史沉淀，返归到对于学科前景的思考，使得传播学的“喜”与“悲”、“涨”与“落”，乃至“革新”、“拓展”与“巩固”，都能逐一逐步落于实处，获得支撑。

　　一、主流传播学的“科学基础”：弥漫与深远

　　现有关于传播学危机和转向的讨论，在许多场合下都会谈到中国传播学之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较大影响，因而缺失了多种方向和多重深度。实际上，自产生以来，作为主流学派，美国传播学内部也不断遭受着学科危机的打击，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毋宁说，外在质疑和内部调整，也恰恰是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其频率和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并同时构成了学科之活力以及备受质疑的理由。对之有清楚的、条理分明的了解，应该能够提供关于特定问题的具体境遇、或相关讨论之不能缺失的内容，从而有助于“脱胎于此”的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这里围绕二战后美国传播学寻找科学基础的一个实例及其影响，对之进行简要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