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现有中国报刊书写的两种路径中，一种属于“现代化”逻辑，一种则是“革命史”逻辑。这两种书写方式看似差异甚大，在史观及其对于报刊的看法上，却有着共享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除此以外，应有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

　　【关键词】新报刊史书写 范式变更 历史叙事

　　【作者】黄旦

　　【简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主持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成绩卓著，别的不说，单是重大项目的不断被生产，皇皇巨著的接二连三面世，就足以证明这点。①不过，近些年却有些乏力，类似于猛冲过后的气喘吁吁、步履沉滞，虽然还不能采用报刊史研究者的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高潮之后的衰落，但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针对此种状况，近些年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组织团队，尝试写出不同的报刊或媒介历史，在范式上有一个根本创新。为方便起见，就名之为“新报刊史”书写。

　　“新报刊史”书写，强调的是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主要表示其视野不同于之前的报刊史，好比另取一条新径，另开一个新的窗口。自然，由此导致提问的方式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完全相异。“新径”和“新窗”之辟，自有原来所不及之价值，但亦不必非以废除和取代它们为代价(当然不可能不遭受压力和冲击)，更合适的说法是为丰富视角，各竞风骚，知长见短，激发想象，刺激变革，共同提高。套用一下时髦，新报刊史之“新”乃创新之“新”，非新桃换旧符之意。创新之“新”，意在导入研究的活力，摒弃“路径依赖”的惯习及其诱惑，不断探寻、体味学术求索之乐趣，展示报刊色彩斑斓之本真。

　　也正因此，“新报刊史”书写不是对原有书写的补充，而是在范式上的一种转换，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史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或“深层意识”②的变更。以怀特的“元史学”眼光看过去，历史就是“如何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类，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吸收的形式”，③并且不同的历史话语，都形成自己的一套言说形式，其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范式，规制着历史学术实践。“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的一种范式”，它被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④否则所谓的历史叙事，压根就无从下手。恰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模式，也只有模式，才能使所有事物产生、消失，并给予其目的，也就是说，使它们具有价值与意义”。“除非一个事件，一个人的性格，这一或那一制度、群体或历史名人的活动，被解释为它在这个模式中的必然后果(这个图式越大，即越全面，它就越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图式)，否则，就没提供什么解释——因此也就没有历史叙述”。⑤

　　现有中国报刊史存有叙述的“深层结构”——范式，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不少学者早就指出过。比如，“我们所编写的讲稿与教材，都不同程度地类似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⑥一定程度上就已一语道破。当然，着眼于整个中国报刊书写的历史，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根据丁淦林先生的勾勒，中国新闻史书写或者说叙事，可分为两种“范式”。一是以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注重新闻传媒自身变迁，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等方面；一是自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延续而来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