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互联网这个敞开的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内的公共讨论，也许能加速中国社会中一直缺乏的“公民德性”的积淀，从而促成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中所缺乏的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多元共识的产生。但是与之相对，互联网公共讨论中共识的逐渐分化，也意味着社会价值的强烈对抗，在中国这种脆弱的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之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共识解体的征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关 键 词】多元共识 公共讨论 互联网 政治传播 政治发展

　　【英文标题】Multiple Consensus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on Chinese Internet: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苏颖，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国家与社会的沟通。

　　学者伊尼斯(2003: 28)这样描述媒介在文明中的作用：“也许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或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获利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由此观之，伊尼斯认为媒介对文明的影响在于，它的长期使用是对时代信息的吸收与记录，这些信息逐步转化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影响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塑造新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将知识结构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体系，亦即从媒介出发，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媒介——文化体系——社会体系——政治体系之间的影响脉络，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进程。一个社会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共识，就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

　　现代文明是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且有高度同质性的系统，它们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决定着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性质(杨阳，2007: 251)。在文化方面，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其作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特征，文化告别为精英垄断的时代而走向大众，大众传媒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之后，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甚至有了“碎片化”的趋势，强调文化对个体的意义，具备某些“后现代”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以其延续性为特征，相对于现代文明它是一场革命性的演变，现代性因子在传统文明中几乎难见痕迹(杨阳，2007: 253－256)。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被卷入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入，中国延续性的文明进程走入了断裂阶段。互联网等新媒体所塑造的公共空间，为这种文明转型所需要的全新知识体系的塑造提供了舆论考究的空间，加速了文明的更新换代，但是中国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发展步伐与知识体系的前进步伐并不匹配，这使得知识体系内部无法达成统一的基本共识，知识体系日趋多元化甚至分化，公共讨论——尤其是民众舆论呈现最多的互联网公共讨论，呈现出相当混乱的状态。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正逐渐走入关键时刻，但是这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机制并不成熟的国情之下，以上变化可能导致社会的严重分裂，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从而摧毁政体，甚至一个社会共同体。本文最终期待探讨的是在这样的文明进程里，在互联网所提供的全新空间之内，国家、社会、你我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和可尽的努力。

　　一、互联网与中国政治文明转型

　　现代政治体系面向的是一个权力高度分化的社会，这意味着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的政治系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首先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分离的基础之上。政治领域成为制定规则的专门性的领域，而社会脱离于国家权力，逐渐分化，成为一种自发秩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明缺乏这种分化和自主性的构建，互联网的传播则为我们带来了这种期待实现的可能性。

　　(一)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敞开

　　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的空间都是私人空间。因为“家天下”，朝堂之上无所谓“公共空间”；因为政教一体所教化的“臣民文化”，宗祠之内亦无彰显个体意识的“个人空间”。本文所说的公共空间是指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私人空间是指向私人关系开放的空间，包括家庭和群体；个人空间是专属于个人不向其他任何人开放的空间。

　　媒介，如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出现，使得权力的触角进一步延伸，不仅使帝国以传统社会所能承受的成本，在广袤空间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政教一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使权力的长期延续成为可能。可以说，印刷术与造纸术强化的是专制行动者(王、士大夫、乡绅)的行动能力，巩固的是帝王的江山或空间。

　　即使报纸、广播等现代大众媒介被引入中国，也无法从根本上有效挑战这种社会空间结构。因为大众媒介并非向所有人开放，对它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生长的私人空间(如家庭衍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可以说大众媒介塑造的是精英倾向的社会空间。

　　然而这种空间特征，因互联网、手机，包括二者结合而成的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扩散与应用而出现转变的契机。互联网(Internet)一词本身就意味其是技术平台的穿越(Inter)与平台使用者的结网(Net)行为的结合。它的低门槛进入准则意味着它正在构建一个向更多人开放的空间，它的共享精神证明着这种开放空间的公共性特征，其开放程度和公共程度超越了以往一切传播媒介。

　　同时，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互联网强化了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个人空间，它不再像电视一样通常是全家一起观看的娱乐，而往往在使用者独处时使用。尤其是以手机为媒介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人们即使在广场、公交车上、机场里等传统的公共空间内都能浏览网页、发表网络日志，沉浸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这体现手机媒介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个人化的能力。

　　(二)公民德性的积淀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里的专制君主不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对民众实行全面的行为控制，还借助一套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在这种刚柔并济的持久统治与教化中，民众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养成了一种卑微顺从的奴性性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从降生之刻起，即被牢固在相应的等级之上，隶属于各式各样的主子。这样的民众是为“臣民”，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为“依附型政治文化”。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依附型”政治文化都伴随着一套特定的礼法与仪式。如果说愚民教育旨在熏陶人的灵魂，那么礼法与仪式则在于规训人的身体。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长期塑造，“臣服”也就成为了某种铭刻于臣民身上的可遗传的生物性记忆。

　　然而在互联网这个开放的空间内，网民正在通过网络学习与陌生人的交往方式和在公共场合的发言规则。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网民对公共事务与公众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中国内地论坛的互动性高于港澳台地区、海外论坛及英文新闻组(吴玫，2008: 25)，而且互联网的议题有非常明显的公共性取向，尤以“政治”话题更容易引起关注(安珊珊，2009)。

　　另外，在互联网的政治讨论中，以“话题”或“思想”区分个体，各种思想派别依据个人的兴趣聚集起来，这体现出互联网交往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网络个人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是公众，尤其是中国人，开始认识“我是谁”的起点，亦为塑造主体意识的起点。

　　以上网民意识的变化，可能为我们带来从传统臣民到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变。公民是主体意识与公共意识的结合：没有公民行使权利的主体意识，臣民的劣根性就可能在现代社会复活；没有公民履行义务的公共意识，个人自由就可能演化为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

　　总之，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第一次为中国政治文明形态敞开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而且在这一空间内正积淀着中国社会一直缺乏的“公民德性”(Civility)。中国社会逐渐觉醒，“文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渐向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发展。多元共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由中国公民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协商、争辩、冲突之间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