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辞”是古代书面语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也是一个训诂学术语。实际上“辞”既非指“虚词”，也非指广义的“词语”，而是指与“名”、“字”相对的非口语词汇。历来被当成古人口语的所谓“语气词”，其实只是一种断句与提示语气的书面语符号，口语中并不存在。除“语气词”，“辞”还包括大部分介词、连词等虚词及少量实词。

　　关键词：辞；词；非口语；古代汉语

　　作者简介：孟昭连，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300071），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训诂史上，以“辞”作为训释术语，一般认为始见于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毛传训释用语极简，其中有一类词，毛传只简单地以“辞也”或“×辞”释之。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曰：“思，辞也”[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传曰：“於，叹辞”[2]。其他尚有载、忌、且、今、猗等。《公羊传》与《谷梁传》也以“辞”作为训诂术语，前者有所谓君子辞、兄弟辞、内辞等说法，用以解释《春秋》用语的微言大义；后者与之相类，有内辞、外辞、疑辞等。毛传“×辞”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字的解释，如“猗，叹辞”[3]。但《公羊传》与《谷梁传》的所谓“×辞”，是指的一种修辞手法。如《公羊传》释“取”为“内辞”，《谷梁传》却释为“易辞”。所谓“内辞”与“易辞”，都是解释何以要用“取”字，并不涉及“取”字的含义与语法功能。因此，二传中的所谓“辞”，与毛传所指并非同等概念。武帝时孔安国作《论语训解》并注《尚书》，《论语·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呼?”孔注：“焉、耳、乎皆辞。”[4]《尚书·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孔注：“已，发端叹辞也。”[5]孔注对“辞”的理解，与毛传是一致的。

　　系统地运用“辞”训释词汇始于许慎《说文解字》，但他把“辞”改成了“词”[6]。许氏用“词”与毛传相类，但表达形式更为多样：一是只简单地注为“词也”，不作其他解释，如“曰，词也”。二是作“×词也”，如“各，异词也。”三是作“词之×也”，如“尔，词之必然也。”第一类只指明词性，后面两类除词性还包括词的语法功能及含义。据统计，许慎明确注为“词”的词有近三十个，基本上都是有关语气的词。许慎改“辞”为“词”后，似乎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何休、郑玄等仍用“辞”而不用“词”；其后的注疏家们或用“辞”，或用“词”，用“辞”者仍占多数。对我们而言，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并不重要，因为二者所指是一致的，重要的是，被称为“辞”或“词”的这一类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因为“辞”在古代书面语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汉语的一把钥匙。

　　一、何谓“辞”？

　　（一）“辞”非指虚词

　　究竟如何理解古代注疏家们所说的“辞”？现代语言学家几乎有一个共识，即“辞”就是虚词。如王力先生就说：“《说文》所谓‘词’，大致等于今天所谓虚词。”[7]吕叔湘先生则更加肯定：“古时候所谓的‘词’，是虚字的意思。”[8]他还将自己《文言虚字》一书的书名直接改为《文言虚词》，可见他认为“词”、虚字、虚词三个概念是完全等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把“词”与“虚词”画等号的同时，会像王力先生一样，加上“基本”、“大体”之类的限制词，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了凡许慎注为“词”的，涉及词类甚多，既有语气助词，也有副词、连词、感叹词等，甚至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与现代意义上的“虚词”概念明显不符。尤其是那个文言中使用极其普遍的“曰”字，也赫然列于“词”的行列，释为“出气词，象口气出也”，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挺怪异。长期以来，国人培养出一种“抓主要矛盾”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语言研究者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部分“词”都属于现代观念的“虚词”，就干脆将二者等同起来，顶多加上个“基本上”以作限制，似乎矛盾就化解了。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与传统观点更为矛盾的是，更多的虚词许慎却并没有注为“词”，而是作为“字”来训释的。如“也，女阴”，“而，颊毛也”等。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注为“词”的，有非虚词混杂其中；而更多被后人视为“真正的”虚词，却并没有注为“词”。这就有力说明，许慎的“词”与“非词”，不是指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虚词与实词，而是另有所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