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橙黄绿青蓝紫，缺少了任何一种色调都构不成美妙的彩虹。世界是彩色的，每一种颜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红色在社会生活和语言中占据了其他色彩和词汇不可企及的神圣位置。我们从“文革”“红色”的巅峰期说起。

　　“文革”语言中含有大量带“红”的词汇: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人)、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以至那个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指当时把一切建筑涂成红颜色)。与之相对，当时的语言中也一下子增添了很多带“黑”的词汇:黑帮、黑帮分子、黑帮子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出身的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材料、黑线、黑修养。多彩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红黑两色。

　　“红”的泛滥并不始于“文革”。相反，是“文革”前20余年的准备才把它推上“文革”的鼎盛时期。“文革”前文艺作品中“泛红”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歌曲《东方红》；文字作品《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戏剧《红灯记》、《红灯照》；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孩提时代的教育就是“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凡此种种使得中国在世人面前成了“红色”的同义词，遂使西方人将中国大陆称为“红色中国”。

　　然而社会毕竟是“杂色”的，把革命时代两大营垒的格局推行到和平时代的社会中，必然显得滑稽。因为社会中多数人已既不要红色革命，也不要黑色反革命，他们要安居乐业，做普普通通的人。硬把无数人划分和涂抹成红黑两色，像一幅漫画，像一张脸谱，被涂成黑色的人固然可怜，被涂抹成红色的却更为可笑。

　　“红与黑”在五六十年代全是以道德判定的面貌出现的。“又红又专”更集中地体现出道德至上的判定原则。然而什么是“红”呢?即使人们可以清晰地定义它，也永远无法准确地检验一个人是否“红”。如此“道德治国”的结果必然是虚伪盛行。“红专与白专”的判定不禁使我们想起汉代察举中的“贤良方正”与“孝廉秀才”。已在历史筛选中淘汰掉的方式两千年后又被捡起，怎么可能不以失败告终呢?

　　大自然永远是多彩的，每一种色彩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社会是由千百万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棱角和闪光的思想。正是这无数个充满个性色彩的因子，构成了杂色的、斑斓的自然与社会。哪一天这个斑斓的社会一下子变成了两大色彩:黑与白，或是黑与红，便将意味着个性的丢失，自由的沦丧，思想的毁灭，人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