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魄力与智慧。翻译就是这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公元7世纪,玄奘组织国家译场,有系统地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译本能广泛传播,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欧洲亦如此。在文艺复兴来临之前,知识的传播也仰仗抄书工的临写。连公元909年盛传的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流言,也没有让那些默默无闻的译者放弃手头的工作,知识的流动才不至中断,并最终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迎来文艺复兴。

　　可以想象,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为了一字之妥帖,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令不朽者不朽。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可以用作翻译的座右铭。

　　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写信说: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翻译占据着10081—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致提出了气势恢宏的“世界文学”观念。他的深邃宏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 (1760—1832)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