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凡是六十岁以上,对英文学习下过一点功夫的中国人,多半都听说过葛传槼先生的名字。他参与编辑的《英汉四用词典》风靡一时。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葛传槼就对英文界与教育界有着影响。论学历,他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家父在“文革”初期去世后留下一些旧书,其中有一册早期《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上海商务书局出版〕,在“答读者问”栏目里,我看到葛传槼作为读者向主编胡哲谋先生请教的短文。后来他考进商务书局,据说他不断地向老前辈质疑问难,谁也没有他提的问题多。他用英文写一个专栏,好像叫Over the teacup,每期都有一篇短文,后来结集成册,叫《文学刍语》。中华书局办的《中华英文月刊》早年的主编是眭绍盱,葛先生是撰稿人之一。但后期葛传槼任主编,眭绍盱改任编辑。等兢文书局创办《兢文英文杂志》时,葛传槼任主编,编辑则包括他的几个前辈,如眭绍盱,苏兆龙,王翼廷,吴铁生,还有在美国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谢颂羔,语音学家谢大任,以及语法学家陆贞明。葛在这几本英文杂志里除了写专栏文章和注释散文外,还负责答读者问。

　　这个时期葛传槼除了编《英语惯用法词典》外,还用英文写了一本《学童日记》,用中文写了一本《怎样自学英文》(How to Study English Without a Teacher)。后者的序言是老实话的典范,他声明书中的一切全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并坦承自己看英文电影还听不懂里头的对话。他说,自己不会的东西决不教人,并在括弧里注一笔,说,虽然不会有人来拉他到电影院去考他。最妙的是,他说,如果有人引用某些英文博士的话来反驳他,那他只好一声不响——但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为了帮助大家自学英文,他金针度人,编注《现代英文散文选注》。还出版中文讲解单行本。这两册书,文章注重趣味,而注解之详明,充分体现编者的苦心。从中获益者,至今健在的,恐怕人数还不少吧。

　　“文革”初期我在百无聊赖中,翻阅家父在世时收藏的几册英文月刊,研读葛传槼的文章与注释,得益非浅。其后斗胆用英文写信向他请教。第一次收到他的复信,称我英文fairly good(尚可),信心大增。在“上山下乡”大动员的紧锣密鼓中,自学英文使我遨游于与世隔绝的自己的天地中。我每隔几个月把积累下来的五六个问题寄去,然后隔几星期收到他的解答。有一次问他proletarian dictatorship一语是否有误解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他回答一个“No!”笔触间透露了他的惶恐,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这种学术问题可能招致大祸临头。我曾将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从友人处借来,通读两遍,后来在阅读中每见与惯用法相异的例子便抄寄给他,他来信称我为valuable correspondent(“可贵的通信人”)。我与他从未谋面,深以为憾。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从市中心出发,骑了将近两小时自行车,去复旦大学教师楼,看望时任英文系教授的葛传槼。正巧有人从南通带来几只螃蟹,彼时属于稀罕物,不敢自私,决定送五六只给葛老尝鲜,略表谢忱。那天他午睡刚起来,坐在客厅单人沙发上,偏胖,看得出个头很高,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同。那时没有私人电话,我贸然造访,不免有点忐忑。寒暄几句之后我把螃蟹呈上。他显得很高兴,我心情慢慢放松。

　　那时节,我正在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篇《熊》,开头部分看不懂,通篇读来也没有兴味。如果在今天,自然会秉着袁中郎 “读不下去的书让别人去读”的箴言,弃之不顾。但那时求知欲强,忍不住告诉葛老,料想他一定有以教之。谁知他答道:“福克纳确实很难读:有时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明白,但连起来就不知所云了。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亲耳听到他坦承自己有看不懂的句子时,不禁有点吃惊。以他的名望,大可不必对我那样一个后生小子自暴其短。改革开放后,他在刊物上发表几篇论翻译的文章,主张“直译”,所引中译英例句之一大意是说某人太“小儿科”,他译以pediatric,并附注说明 “小儿科”是借指 “小气”。我其时已在大学滥竽翻译教师,认为翻译附注的做法是下策,一则不必拘泥字面形式,二则破坏行文流畅,便去信,直言不讳,说他的译文与其说是翻译(translation),不如说是注释 (annotation)。信寄出后觉得自己有点造次,不料他很快回信表示感谢。可见前辈学人的谦虚的学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