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极大争议，迫于各种压力，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虽然这一翻译风波已暂时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本身所折射的文学世相及其寓含的“文化问题”，却激起了更多的深层探讨。本报特邀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韩传喜为大家解读新闻背后的理性思考。

　　翻译伦理：

　　“可遵循的”与“不可抵达的”

　　围绕冯译本《飞鸟集》，不少评论者谈到了翻译的“信、达、雅”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文学翻译的核心所在，也是经典翻译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我们甚至可称之为翻译伦理。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尊重原著，这是“知易行难”的首要原则。译者既需要具备极高的外语水平，又需要具备准确的母语表述能力，而文学经典的译者，尚需具备对文学的敏锐感受与深刻体悟能力，同时还需要对原著产生的历史现场、作家的人生境遇与审美品格有着准确把握，这样才能做到翻译的准确到位。

　　事实上，相对于学术著作与科普著作，文学经典翻译的这种“信”和“达”难度更大。因为学术著作与科普著作相对比较客观理性，而文学经典，特别是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因其使用修辞手法的多样性，想象与联想的丰富性，语意与传达的模糊性，意象与意境的复合性及情境表现的复杂性……看似简洁的语句，却很难寻找到明确的意义边界，这样就使得文学经典的翻译既有“可遵循的”——翻译伦理，又有“不可抵达的”——意义边界。冯译本《飞鸟集》受到诟病，与文学经典翻译的这种难度不无关系。

　　同样一部文学经典《飞鸟集》，冯唐的翻译和郑振铎的翻译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至于读者的异常反响，个中原因很多，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在中国，能够阅读原著的读者相对较少，大部分读者是通过译本，间接地熟悉泰戈尔的《飞鸟集》的，而这种间接熟悉更多的是通过早期的译本。也就是说，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多数是借助于郑振铎的译本，建立起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的，且随着一代代读者与研究者的接受与传播，此种认知相对稳固下来。当读者看到新的译本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明显的陌生感，从而带来了阅读期待的受挫，在阅读接受上对其拒斥亦在情理之中。

　　而冯唐本身有意无意的对于原作诗句的改变甚至明显的扭曲，也是其翻译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而将这次冯式译本与原英文诗句一对照，英语基础稍好的读者，均能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