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来年前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拖着一小箱日用衣物,回到了大岐山脚下的母校,预备从事初中语文教学。母校的格局没什么大变,唯有教室里一张张稚嫩而又陌生的脸,提醒着我光阴那不容抗拒的挪转。我开始用一种不分平翘舌音、不辨前后鼻音的普通话授课,孩子们也用这种类似的普通话与我对话。有时说到幽深微妙处,师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拈取当地的土词俚语来表达,并在会心一笑间明了彼此的意思。

　　大概过了一年吧,上头说所有在编教师要考普通话了,语文教师还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因事关饭碗,老师们无论老少,都练得很用心,有时还向学生请教发音,努力让自己的舌尖时平时翘,并憋出一种本地方言中极少有的后鼻音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竟对自己的故土身份产生了隐隐的焦虑感;面对某种熟悉的事物情理,我常常陷入不知如何言说的困境。待普通话考级过去后,大家才渐次卸去舌尖的盔甲,陆续回到方言的便衣世界里。于是,一切话语又有了根,日常生活也重新明朗亲切起来。

　　几年后,我调入县城一中教高中语文。新的教学环境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或硬或软的乡音。虽然同为慈溪方言,但各乡各镇的口音皆有差异,正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课堂外,我说师桥话,学生中有说龙山话、掌起话的,也有说周巷话、庵东话的,尽管每地话语的发音和用词各有所别,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深度交流,有时反而更能窥见说话方独异的性情和思致。可惜好景不长,等我带出一届高三,重返高一课堂时,学生已由80后跨入90后了,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却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会说几句完整的本地话了。课外闲谈,我继续使用师桥方言,有些学生试着用他们父辈的方言与我对话,却不时卡壳,真是活活急煞听话之人,仿佛本地话已蛀蚀成一袭破衫,需用普通话不停地打补丁了。

　　当新世纪的孩子开始读高中,无论讲课还是闲聊,我不得已全部改用普通话了,因为此后的许多学生就连听懂当地的方言都有点困难了。记得有一回教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读及“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便有细心的同学问句中的“息列索落”是什么意思。我讶异地瞟了她一眼,说作者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他所用的“息列索落”不过是吴方言中最常见的拟声词啊!言罢我又用当地方言念了一遍,那学生竟以更加讶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听一种奇怪的日语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