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曾这样极言字典编纂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身临百年《辞源》学术研讨会现场，满目花甲、耄耋老人。《辞源》修订虽意义重大，但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下，它既评不了职称，又挣不了钱，甚至还有可能把身体搞垮。这些老人究竟凭着怎样的精神和毅力，从事着这项艰苦卓绝的精神劳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研究员董琨笑着对笔者说，“有一段时间，修订工作比较紧张，老伴和朋友说我的眼皮耷拉得很厉害，认为这是面瘫的前兆，为此我还专门去了医院就诊。就是凭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盛世修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坚持了下来……”

　　全力以赴

　　肖雨枫：听说，您之前是理工科专业出身，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转向对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

　　董琨：“文革”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后来分配到广东一个山区里当老师，就是在当时，我自学了语言学的一些课程。原本学生物，为何转学语言学呢？主要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直坚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积淀丰厚，将国粹当作“四旧”、全然抛弃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不可能持续。若不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我恐怕就会自暴自弃了。“文革”后期社会环境好了，我买了些工具书。之后到基层锻炼，我一直带着这些宝贝书。

　　肖雨枫：您如何看待此次国家行为的《辞源》修订？

　　董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盛世修典，如今国家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积极推动辞典事业的发展。《辞源》承载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它有利于帮助人们学习古书、阅读古书。无论它的字头还是语词，均对人们学习古汉语大有助益。我也是通过《辞源》自学了古汉语，曾经抄录第一版《辞源》所有字头，并将《说文解字》单字粘贴其下作为对照，以致后来转至古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辞源》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如今我有这个机会参加它的修订工作，觉得非常荣幸，当然也觉得责任重大，所以这几年我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

　　修订有限

　　肖雨枫：修订过程中总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董琨：我们强调有限的修订，所谓有限的修订就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一次修订不可能彻底完成。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不造成新错，不造成新的硬伤。意思就是，没有把握的宁可不改，不能判断是非错误的宁可不动。当然，尽管我们这样想，也不敢保证完全做得好、做得到位，所以总是觉得心里很不踏实，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把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予现代的解释，使读者明白，能够使用，让专家看起来也没有大问题，这样才是我们需要达到的起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