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史学自身也呈现出诸多的新时代特征,史学通俗化、大众化,即为其中最突出的特点。

　　有学者曾说:“通俗写史用来打动读者的并非秘密的武器,不外乎在写作中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描写以及对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这使得他们的写作,鲜明地区别于新传统历史写作的精英身份、官方色彩和主流地位。所以,他们才能在网络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上述观点比较贴切和到位,但要强调的是,生动并不等于虚构,细节也并非杜撰。通俗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唯一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如果通俗史学的传播者在讲史和写史过程中越过了这一前提,那么通俗史学便与历史小说划等号,这正是我们应该反对并要坚决杜绝的。所幸的是,目前国内通俗史学的传播者们也大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大力提倡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如王立群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其在《百家讲坛》讲座有什么原则时,他认真地回答道:“一是忠实于文献记载,二是讲出自己的观点,三是讲出我所认为的历史真相,四是语言表述的通俗化。”草根史学的代表人物赫连勃勃大王也一再声称“我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写作者”,草根阶层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当年明月也在反驳别人论其代表作《明朝那些事》有戏说之嫌时说道:“我没有戏说,更没写小说。可以负责任地说,《明朝那些事儿》中有90%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都有史书记载。要说虚构,那只是一部分场景和细节。再说了,任何一部史书都无一例外地加进了写史者自己的观点,《史记》里司马迁写韩信,为什么不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开头,却直接写韩信胯下受辱?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既然通俗史学的流行已然在新世纪里成为众多史学发展趋向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做才能使这一亮点更加突出呢?以传播学的理论来分析,在传播媒介、受众者、传播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传播者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则显得异常重要了。解玺璋先生曾说道:“通俗历史写作就是要用‘细节’这个锤子敲开它的外壳,把藏在里面的真相和盘托出。这是通俗写史的主流。但‘细节’这个锤子也很危险,用力过度,也有可能会把‘真相’砸得面目全非,那就适得其反了。”因此,我们认为,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是要进一步提高史学传播者的综合素质,明确传播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当下通俗史学的流行,其主要靠着电视、网络以及通俗易懂的图书等传播媒介来完成的。而其传播者则是以易中天等为代表的电视学术明星和以当年明月等为代表的草根学者为主。我们暂且可以称其为当代通俗史家。对于这两派通俗史家的优点和长处,我们已经十分明了,即他们十分擅长利用当代先进的舆论传播工具,借用生动真挚的语言或通俗畅晓的笔风来赚取社会一般大众对他们的支持和肯定。而不足之处则是相对于专业学者在知识储备和治学的严谨性上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更有甚者,一些草根写手无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存在,为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抹杀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区别,任意地编造历史,篡改历史,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鉴于以上诸多问题,有学者指出:“正如一些西方史家所提出的那样,现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不是研究技术,而是用通俗的手法,向更广大的读者重新介绍历史。中国缺少一支写作水平高、又能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历史作品创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