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争,是中日“元气”的大比拼。然而在开战前,清王朝以“人心”或“民心”的解体和堕落形式纷然暴露的民政、军政、贪腐、世风和体制等“内治”问题,并没有获得朝廷高层的应有重视,遑论有所解决。而作为军事失败的延续,战后晚清各种政治势力对日本明治政府的过度倾倒和争相合作,还给日本操纵和控制华人世界的内部事务、促使中日“国势”加速逆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它催生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落差—权利”结构,而该结构直到现在仍被日本国民拼死捍卫的事实,意味着国人对甲午战败的单纯军事责骂和超然物外式评价,都将因忘记了“我”的历史由来而显得意义有限。 

　　【关键词】甲午战争;内治阙失;“落差-权利”;国势逆转;国家信仰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10-0073-21 

　　引言 

　　甲午战争已“花甲”两度。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那场战争,1894年至1895年后中日国际地位的乾坤逆转,都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中方曾作出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外国人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当我们去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浩繁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见解时发现,研究者的基本叙事框架和思考脉络,大多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即战败原因、转折意义和相关启示。 

　　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在学者们的笔下鲜有异议地被确认为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于是,“洋务运动”便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意义,而作为该运动标志性成就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也就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在这一大的前提下,具体的战败责任追究,开始变得简易:在人事上,有朝廷内部的“战和之争”问题,有李鸿章的北洋本位和投降主义问题,有丁汝昌的指挥不力、刘步蟾的临机变阵、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和南洋舰队的见死不救问题;在心理上,有华夷观念问题,有上下虚骄问题,有军卒怯战问题;在战略上,有制海权忽视问题,有国际法暗昧问题,有敌情不甚了然问题,等等。于是,有关政治制度、人物评价和国际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恒久讨论的话题。然而,战败似乎并不全是坏事。学界普遍认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所急需的变化而言,实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第一,没有战败,便不会彻底暴露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第二,没有战败,就不会敲响中华民族觉醒的警钟;第三,没有战败,就没有后来的制度变法、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也就没有强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日后的复兴。这意味着,这场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转折点。唯此,“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就成为每一次小型讨论会和每十年大型讨论会上用以激励国人斗志、提振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重要的还有战败所带来的启示。它至少告诉国人这样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痛定思痛的悲情,促使中国学界对战败后掀起于晚清的“实业救国”和“变法图存”运动进行了比以往更加客观细密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使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意识、世界竞争意识和民族学习意识,被赋予重要意义。而这些不甘人后的思想和行动,也为如实揭示中日实际落差的学术行为赋予了正视自我的勇气,即无论从中国高层决策,还是到统帅的指挥与军队的素质,当时中国都处于中世纪的水平。而当时的日本则是“练兵全用西法,西式枪械亦能运用自如”。反差如此之大,完全可以想见甲午战争的结局。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战败并不意味着中国“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便不再具有价值,中华民族善良与爱好和平的民族特性也不应因此而被埋没。它不但可以用来体现当下“和平崛起”的意义,也能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唯此即使是反思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的命运时,也不应该以偏概全。①

 　　承认失败,并且在国家富强的今天亦毫不讳言,这是一个民族富于前程和未来的重要标志。同时,在国势陵夷的低谷时期,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去直面消极的现实,也深刻地反映了文明古国所特有的自信与豁达。对此,史有定评,毋须赘言。然而,有这样一个现象似乎长期以来被熟视无睹:当我们把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股脑地判给“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时,其实已在潜意识中为评判者赋予了某种超然物外的属性,以为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都与“我”无关。这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只有给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证明“我”的既有判断的正确性;二是一旦所谓新事物再度招致史上曾经的不堪局面时,“我”则仍可以通过超然的站位,将原因的追究目标依次投向这一新的“责任者”,进而给下一个即将或已经发生的新事物重新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样的构图下,当20世纪“抗日战争”中国家的半壁江山亦惨遭沦陷时,曾经用“腐朽”和“腐败”抨击过清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其自身的腐朽和腐败,也毫厘不爽地被再度问责,成为后人追究抗战失利原因的主要对象。然而,蒋家王朝能与清王朝犯下同一类错误,是否意味着后来者并没有真正汲取那些曾经有过的教训呢?如果不是这样,更多类似的现象就无从得到解释;可如果是这样,那么,曾经和不断的厚今薄古行为,也就失去了超然物外的理由和根据。由于对历史教训大而化之的自明式原因交代,有可能真正妨碍了人们在寻找真实因果关系时所必需的结构性反思,也由于反思者忽略了自己与历史文化之间无法切离的血缘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年祭”的今天,把“我”重新带回到曾经的母体中去审视那场并非与己无关的战争,或许才会产生某种切实的警示意义。 

　　【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亚思想史、东亚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