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世俗化、中立化、和平的、去魅的、去激情的秩序中，只有“利维坦”独自处在原始神秘的战争状态。要想理解“利维坦”的独特本性和处境，采用诸如“中立化”、“世俗化”、“去魅”这种流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利维坦”仍然是一个高度神圣的、高度宗教性的存在物。

　　“主权者”的出现，无疑是近代政法理论史上的最大事件，对这个“怪物”的解释构成近代政治—法律—哲学史的主要章节，但始终没有定论。有一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学界，并影响到中国，即认为主权者是对圣战思维的排斥，它把战争的理由认定及其发动权与解释权从冲突教派手中没收，并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深刻理解似乎可作为这种解释的强大佐证：宗教战争无异于自然状态，能终结自然状态的唯有利维坦。这就产生了近代国家体系，它取代了教会—帝国的中古体制，不仅使战争丧失了神圣性，也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不管其正义性是多么模棱两可。在主权者庇护下的战争目的不再具有高度的神圣道德化考量，而仅仅是和平、秩序和人身的保全，对战争理由的辨析与认定也失去了超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