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又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坚持科学的可知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排除了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直观性，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实现了认识论与唯物论、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了认识论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人们指出了通往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路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一、实践是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上）——纸上谈兵，亡身祸国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生卒年不详）曾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秦军，被赵惠文王（前308—前266年）提拔为上卿。他有一个儿子叫赵括（？—前260年），从小熟读兵书，张口爱谈军事，别人往往说不过他。赵括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赵奢并不看好赵括，反而很替他担忧。赵括的母亲询问原因，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危险的，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只是纸上谈兵，并把它说得很容易。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将则已，若用他为将，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受失败。”

　　赵奢死后，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前245年）任命赵括为将，代替廉颇（生卒年不详），与秦国作战。赵括自认为很会打仗，死搬兵书上的条文。他下了一道命令：“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秦国大将白起（？—前257年）则布置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军被困四十多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亲自带领精兵搏战，被秦军乱箭射死。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令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一听说主将被杀，全都扔下武器投降，40万赵兵被秦国全部活埋。

　　赵括虽然熟读兵书，但没有亲身实践的经验。他刚愎自用，对于战争的理解只是书本上的，照搬照抄兵书上的条条，不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听正确的意见，不尊重前人的经验，到头来只能招致失败，落得个亡身祸国的悲惨下场。

　　明朝刘如孙（1313—1400年）根据赵括的故事，写了一首题为《湘南杂咏》的诗：“遣使频年赴帝京，名为计事岂真情。鄂垣仅有湘南地，朝野犹夸纸上兵。诸镇一如唐末岁，孤忠谁是李长城？山河依旧天如水，愁听寒鸦日暮声。”后来，人们从“朝野犹夸纸上兵”的诗句中，引申出了“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用来批评轻视实践、空谈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的恶劣学风。

　　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告诉人们，要获得真知，干成实事，就必须重视实践、联系实际。荀子（前313—前238年）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南宋词人陆游（1125—1210年）也以重视躬行践履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自认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列宁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是应当肯定的。但它的根本缺陷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离开人的实践去说明人的认识问题，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能把辩证法应用在认识论上，把认识看作对客观实在的直观的、被动的、消极的反映，最终自然掉到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在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识到实践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问题，强调了哲学认识改造世界的功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

　　针对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不了解中国实际，不尊重中国实践及其经验，不重视调查研究，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现实，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把他的认识论著作称为《实践论》。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四个方面说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并以实践为基础，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实践需要理论，实践孕育理论，不断发展的实践推进理论的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是反映自然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更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实践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回答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问题，并结合俄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永续结合，创立并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也愈益深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在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证实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实践中产生并被新的实践所证实了的关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正确认识和经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一定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源于实践的“创新”，它适应了实践的新需要，回答了实践的新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实践主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课题，面临着四大实践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重大实践问题始终是党必须要不断加以回答的，党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丰富和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