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推动我国通识教育迈向新阶段。四校通识课程模块分别有六大领域、八大课组、七大模块和四大板块，各校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数量占其通识课程总数的1/4左右，集中在人文学科。在政策层面，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些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目标和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见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通识教育既然是“教育”，必然与人的培养密不可分；况且，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一再昭示，人的成长离不开通识教育。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技术类高校，除了培养大学生的不同专业才能外，还需要培育某些共同的基本素养。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大众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增多，办学目标各有侧重，但也面对诸多共性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等，这些都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

　　1、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英文“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相对应，中文语境的“通识教育”一词，虽属后起的概念，却与中华民族优良教育传统相契合，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识教育既反映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也折射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从文化传承和文明演进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华文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交互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辍，至今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过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大学教育整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取向，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过程中，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极力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精神，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些学人重视学习国文和西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和西学根底；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根本；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