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精读 | 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

    2016年6月1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

　　依法治理已经成为北京社会治理的常态，但社会治理的立法保障有待健全

　　当前，社会治理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过去已有问题也被提到治理日程中来。然而与社会治理高速发展的现状相对的，是相关领域的立法保障处在较为滞后的状态。例如在社会组织的管理问题上，目前国家的立法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前两者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末，其所对应的是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民间社会组织有限的社会现状制定的，与当前社会治理提倡社会化、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已经不相适应。又例如对小型航空器的管理上。近年来随着国外小型航空器这项运动的兴起，国内也出现了对小型航空器的爱好热潮，然而在对如何管理这类小型航空器的问题上，有关立法处在空白状态。社会治理的立法保障滞后，会导致一方面上述这类社会问题突出存在，而另一方面管理主体不能治理或者越权治理。为此，亟需将有关问题提到国家立法的层面上来，保证社会治理工作可以于法有据。

　　北京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但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有待优化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概念屡屡被提起，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进入社会治理领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过，从目前来看，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还偏向于传统的手段，对这些理念方法的借鉴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给社会治理的成本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例如在对北京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的常住人口统计来看，还停留在依赖流管部门工作人员入户登记的阶段，没有运用起全国汽车、火车票销售系统等现成数据系统，出现重复登记、滞后登记等情况。在对地下管线的管理上，还依赖传统图纸的方式，缺乏对先进的物联网技术的运用，等等。随着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提出，如何能合理科学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站在社会治理的制高点，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北京社会治理需要从工作中找到与新兴技术的连接点，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突破。

　　北京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稳步推进，但法律顾问制度仍有待普及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都指出要建立推行法律顾问制度。设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对政府出台的决策、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从而保证政府行为合法，是杜绝重大决策风险的一道必要保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规定，法律顾问队伍，要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下一步需要明确的，是法律顾问的组成、聘期、咨询论证流程方式以及如何保证其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针对现实中出现习惯将法律顾问团队作为救济手段，“仅仅为了帮助政府赢得诉讼官司”的旧观念，应当加以彻底摈弃，将法律顾问提供事前咨询成为政府决策的先决条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在全市政府机关中加以推广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