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我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位于莫斯科市纳希莫夫大街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以藏书丰富而著称,经常接待慕名而来的各国学者。国外学者被集中安排在三楼的一间阅览室。或许是淡季,这里人气最旺时也不超过五六个读者。除了我和两位日本青年之外,全是俄罗斯人。就是在如此“冷清”的阅览室里,我结识了热心的叶莲娜。

　　叶莲娜是阅览室的常客。她中等身材、体态微胖,高盘的发髻和优雅的披肩透露出艺术家的气质。她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书桌左上角平放着一束缀满小红果的花楸树枝。当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点头微笑。一天下午,她在我的桌旁停下脚步,轻声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帮助你!”我顿觉一股暖流扑面而来,随即提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她通俗易懂的讲解使我豁然开朗。那段时间,我急于完成一项翻译任务,俄文中涉及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尼·亚·别尔嘉耶夫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现代派等诸多文化艺术流派的大量专业性论述。叶莲娜熟谙俄罗斯文化艺术史,且擅长表达,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位“从天而降”的良师。

　　自那天起,我和叶莲娜经常在三楼大厅一侧会客的地方,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面对俄文书里一个个亟待破解的难点,叶莲娜戴着老花镜,先逐字逐句地念一遍,然后慢条斯理、绘声绘色地为我解释,还不厌其烦地在草纸上写写画画,直到我完全领会为止。每次分手前,叶莲娜都主动告诉我她下一次来研究所的时间。我有时问:“您一定来吗?”她总喜欢重复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日记结尾常有的三个俄文字母“ЕБЖ”(Если буду Жив,意思是“如果我还活着”),然后开心地说:“我想,我会活着的,因为我才65岁,还很年轻!”

　　几乎每次“约见”,叶莲娜皆“有备而来”。为了给予我更多的背景知识,她特意在家里挑选出几本图文并茂的专业书,或供学习俄语的外国人使用的参考书,如《20世纪的莫斯科建筑》、《阿尔巴特——俄罗斯的千米大街》、《俄罗斯文化简明教程》等,书里夹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便条贴,上面工整地写着“19世纪末现代派风格的公寓楼”、“20世纪30年代希特罗沃公爵夫人的独家宅邸”等提示语。一看便知,这是叶莲娜建议我细读的地方。

　　通过接触,我逐渐了解到,叶莲娜是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的一名普通学者。由于收入微薄、生活拮据,她在饮食上比较节俭,但在穿戴上不含糊,每次见面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她不懂汉语,没来过中国,也不大了解中国,但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充满敬意和好奇。她看过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花灯展,还把几只小巧可爱的红灯笼带回家。当我向她介绍中国的元宵节时,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略带皱纹的脸上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叶莲娜以马雅可夫斯基为偶像,对其诗歌烂熟于心。她让儿子为我打印了诗人的两张大照片,一张是英俊潇洒的单人照,底端有叶莲娜的字迹:“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另一张是风华正茂的马雅可夫斯基同彼得堡“希列亚”文学小组成员的合影。叶莲娜喜欢看画展,她把自己新买的一本精美小画册和新圣女修道院风光明信片送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