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谏官主要集中在中书和门下两省，是其中具有谏议职能之官员的统称。中书省属下谏官有：右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右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门下省属下谏官除给事中和起居郎外，与中书省恰好相对：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左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两省之外的翰林学士一职也兼具谏官的色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凡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兼领，而以谏官兼翰林学士的情况不乏其例，如梁肃以右补阙兼翰林学士，白居易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李绅以右拾遗兼翰林学士，崔群以右补阙充翰林学士等；二是有的人在入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之前，曾经有过谏官的经历，如元稹做过左拾遗等；三是有的人在入充为翰林学士后不久即拜为谏官，如王涯，入院后旋拜为右拾遗、左补阙等；四是在翰林学士们的主观意识中，往往以谏官自居，而且在客观条件上，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近臣，可以方便地出入禁中大内，面见最高统治者，具有进谏的便利条件。

　　中国古代士人一向具有抗颜进谏的所谓“谏诤”传统，每个人的“谏诤意识”都可以说根深蒂固。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固有的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其中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般比较鼓励进谏和注重纳谏；二是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造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而中唐文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由于中唐君主越来越不能做到虚心纳谏，中晚唐之际，谏官们消极避祸心态开始形成。于是在藩镇、朋党、宦官三大社会矛盾重压下的中唐，谏诤传统的继承显得十分艰巨和可贵；中唐谏官更加强调守住本职，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越职言事”视为畏途。

　　如在元稹的《论教本书》《论谏职表》《献事表》中，谏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然而现实的打击使得他的谏诤意识与谏诤传统开始产生了错位。元稹被黜的真正原因是他的“谠言直声，动于朝廷”。故其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痛定思痛地表白：“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世情焉足怪，自省固堪悲”，“犹胜忆黄犬，幸得早图之”。他后来与宦官交结而遭人诟病，在此已初露端倪。而白居易“谏诤意识”的演变轨迹，则与元稹大同小异。他对谏诤传统有着全面的了解并以实践证明了继承发扬谏诤传统的信念和决心，在黜为江州司马后，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同自己的角色之间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越职言事”，因而他特别强调和突出自己进谏和写讽喻诗时的谏官身份。

　　唐代存在一个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即文人以谏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设计文风的构成要素乃至文学的发展方向。它是文人和谏官两种角色合二为一的结果，其中“谏诤意识”起了主导的作用。这种传统是贞观时期以魏征为首的一批谏官创立的。在中唐谏官的诗文写作活动中，尚能发现贯穿在其中的谏诤传统及其对中唐谏官的深刻影响，但这种精神传统的沉重和另寻寄托的心理也十分明显。

　　关于唐代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以往人们在观察贞观君臣的文风改革时，大都从雅正传统的重新确立角度着眼，很少注意到这一改革的谏政氛围，更忽略了魏征等人所开创的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而在探讨中唐诗文改革时，又是从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儒学思潮复兴的触发着眼，很少去关注这一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在中唐的延续。的确，如果不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唐代文人的社会角色扮演意识，就必然会产生类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