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体会的现代性更复杂、更艰难

　　文汇报：现代社会学常常谈及现代性的问题。社会学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有别于其他学科，总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模型。您在翻译涂尔干和研究涂尔干思想的时候，也充分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多重线索。能否谈谈，现代性内部的张力（例如个人原则与抽象社会，个性解放与体制规训等）之间有没有新变化，社会学有什么研究新趋势？

　　渠敬东：现代性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复杂问题，其复杂在于不同的文明系统中对现代性问题有着不同的回应，所以它塑造了现代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且不断地给予回应，从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传统。所以不同的国家对现代性的处理方法都有各自的差别。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首先是中国对西方文明做出的调试与适应。我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晚清和民国的研究，主要也是想了解中国面对广义上的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怎样的回应和调整，对自身的传统、历史包括经学的一些问题怎样作重新的解释，以此去建立自身能够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套传统。

　　中国接受现代性的挑战大体不过200年，与西方相比时间很短但内部张力巨大，因此问题庞大又复杂。在这200年期间，中国既要对广义上的西方文明有所适应，又要重塑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传统。如果追溯西方现代性自身的传统，很多学者能够从基督教、古代城邦、罗马法等传统中追溯。西方现代性有不同的根源，并能对不同的根源作出不同的解释。但西方现代性即便有很多根源，也是在其自身文明系统中的发展。但对于中国，现代性就变得复杂，西方在信仰、科学、社会实体的构成上都与中国有很大差别，中国对其的适应及其自身具有创造性的努力都是极其艰苦的过程。所以中国要面临着现代性的双重张力：一方面是现代性内部的张力，另一方面是现代性冲击下对中国自身文明影响的张力。总体而言，中国人所体会的现代性更复杂、更艰难。

　　文汇报：目前在全球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趋势，即在资本原则的安排和控制下，社会体现出程序化、物化、非人格化等现象。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吸收了韦伯有关形式理性支配的观点，认为今天技术性筹划、安排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程序化的世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管理的世界。这个问题放在现代性这个大的视角下如何理解？

　　渠敬东：这确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比较有批判力的观点。但我觉得，的确，资本及其转化的政治权力塑造了一个程序化的、技术化的世界，它的扩张性特别强，而且是一种世界体系性的事物。这个问题当然很严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估计现代性的可能性，也就是注意到人自身所能创造的伦理状态和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地方。也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性，是现代性所能衍生出来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它同时遮蔽了其他各种可能性。这也是今天再去研究早期思想家思想的原因，学者需要通过研究来呈现出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历史，学者如果能够在理论、历史与实际社会状况中对西方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形成以来的各种潜在可能性予以呈现，现代性的未来就有了多重选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摆脱对现代性的一般看法，例如技术宰制、抽象程序化等等，而是在不同文明对现代性的调试中找到现代性的丰富与可能性。

　　还是以中国为例，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在调试现代性过程中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反资本化的后果，不同种类的现代性在中国移植和变迁，形成了一个复合的状态，因此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是某种程度上对现代性的研究。

　　文汇报：在西方传统社会中，非常强调公共精神。这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参与的方式。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遮蔽了一些可能性，也丧失了若干传统精神，例如公共精神的丧失。很多思想家也关注过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转型》中谈论的公共理性、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交流的共识，阿伦特《人的境况》中对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丧失所表露出的担忧，包括涂尔干讲的“法团精神”，都围绕着公共精神对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调和。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公共精神？如何看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公共精神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