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了。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国家无不设法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英国欺我最早,沿海口岸的通商,海关都用英语,海军学自英国,也用英语术语。东北边事,用俄语。甲午以后,学日语的多了。改革兵操,用德语。勤工俭学,学法语。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自然也难有独立自主的外语教学方针。 

　　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我们制订了自己的教育方针,也制订了自己的外语教学方针。这个方针的特点是: 废弃了解放前一种外语(英语)独占的局面,根据形势需要,大力提倡学俄语,同时又学了过去没有学或很少学,而又为一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所必不可少的外语:朝鲜、印地、乌尔都、斯瓦希里等亚、非语言和用以联络太平洋彼岸的拉丁美洲人民的西班牙语。这个方针的另一特点是:着重翻译千部的培养,使我们现在有了一支可观的多语种的翻译队伍。这是成绩。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别的原因,我们的外语教学方针也有失算之处。 

　　1)对解放前原有可观的英语师资力量没有善加利用,这是非常可惜的。 

　　2)着重翻译干部的培养,而忽略各行各业特别是各科技专业的外语力量的培养。 

　　3)注意到以外语作为宣传新中国的工具,忽略了以外语为工具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 

　　4)对于教学方法,在一个时期内,不管学生年龄与文化程度如何,也不管培养目标有什么不同,总是推行一种方法,唯此为先进,其他全是落后。其实,方法应该服务于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应该服从国家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国家利益去考虑外语教学方针,考虑外语教学培养目标与教学方法,正是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 

　　当前,在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什么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外语教学方针? 

　　我个人的看法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培养既通外语又学各种专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技术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人材,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 

　　(本文注释请参阅《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2期) 

　　(本文节选自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