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的联想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向南出发，越过天山山脉，进入了南疆地区。眼前的公路笔直向前，望不到边际，公路右边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既使是在炎热的夏天，山顶仍然白雪皑皑，积雪在阳光的反射下，晃着耀眼的冷光，使人觉得晕眩，既不感到热浪的灼烤，也没有内地湿闷窒人的气息。左边是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一颗颗灰蒙蒙的大小石子毫无生气的躺着，仿佛身上的油水早已被灼热的阳光给榨尽吃干，与龟裂的泥土一起静静地相伴，看不见一星点生命的迹兆，至于路上的行人更不可见，除了每小时以上百公里速度疾驶的汽车刮起的旋风，将地上的碎石子打的车厢哗哗地响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然而，汽车走过了二、三个小时之后，进入了绿洲，人们突然又会发现了早已熟悉亲切，渴望又离不开的一片生气又一次卷回，重新感受到江南水乡的富饶，鸡鸣狗吠的嘈杂，白杨树干的娑娑英姿，再度接触到有如内地人丁兴旺的人间烟火与那繁华市井俗障，“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眼前这一切很快就烟消云散，旋即又回到了与世隔绝的时代，一千余公里的漫漫长路，就这样如此来回反复多次，最后终于把已经疲惫不堪的人们送进了古代西域重镇库车市。

　　在库车稍事修整之后，汽车开始进行爬山的路途，在婉延的山路来回蠕动，公路两旁时而是隆起的沙丘，体积硕大，犹如战场上的碉堡，一个接着一个，时而又是陡峭的绝壁，在峭壁上还镌刻了一座座佛塔，组成了一个个塔林。当然它不是虔诚佛子的发愿施为，而是大自然的天工巧作，此即为天意，亦为佛意，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为人类建构了一种人格精神，它永远存在于人类，又弥漫于整个世界。佛在哪里？佛在我心，佛在世界。人即佛，佛即人，世界是佛，佛即世界。佛与人，佛与世界始终是永远相依，永不须臾分离。汽车扬着黄土，带着风尘，沿着下山的土路七拐八弯，来到了山脚，终于不再往前走了，举世闻名的克孜尔石窟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克孜尔石窟是整个新疆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地理位置最西的一个佛教石窟群，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７公里处。历史上这里属于古龟兹国的属地，龟兹国又是我国新疆地区的最古老的一个国家和三大佛国之一，曾经养育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鸠摩罗什大师。克孜尔一带多为堆积而成的黄土山，虽高达百丈，却大部分山上没有石头，既使有石头的山，都是夹着一层一层鹅卵石的沙石相混的石山，石头艰硬无比，泥沙松散无形，从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地壳的应力作用，使这些泥沙石头相杂的层面被挤压在一起而改变了平铺的形状，变得上下扭曲，可以确定这里很多年前曾经是大海的世界，以后因为地形的变化，海底隆起，变成了高山，许多土山无疑就是海底泥沙沉淀的结果。沧海变高山，世界无定则，万事无常性，这不就是应证了释迦佛所说的“诸法无常”的道理吗。因为没有集中降水，山上也大部分地区没有树木，只有在有泉水渗出的山谷两边，还可以看到翠绿的勃勃生机，为满目的荒凉作了点缀。山下是清沏见底，水绿如青，冰冷浸人的木札提河，湍急的河水从上游泻下，到了这里经过一个之字形急弯，突然变的平缓起来，然后折东而去。河边是茂密的灌木丛，半人高的蒿草起伏，与黄土山相映，旨趣盎然。石窟就建在河的北岸。所谓石窟，实际上就是在土山上凿出的一个个山洞。按佛教的说法，佛教的教义由戒定慧三学组成，戒是戒律，为佛教徒的行为和道德的准则；定是禅定，为佛教徒修行的方法；慧是智慧，为佛教的理论和世界观。石窟就是佛教僧侣修习禅定的习性场所。伟大的证道者释迦牟尼佛就是在修得禅定之后而成道觉悟的，因此佛教尤其注重禅定的活动，古人云：“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洹之津径也。”（《出三藏记集》卷九）禅定的活动是一种净心思考，安住一心的行为，所以实行这种静心的活动，往往要选择远离尘嚣，不受世扰的安静环境。木札提河畔的大山，正符合这些条件，它远背城邦，人迹罕至，土层敦实，易于开凿，傍于河边，适于生存，是理想的禅修场所。

　　克孜尔石窟现已编号的洞窟一共有二百五十六个，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四个片区。我们的祖先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在此进行凿窟建龛的活动了，大概在公元三、四世纪以后进入了高峰期，到了八、九世纪才渐渐停止。众多的石窟分别为中心柱形支提窟、方形支提窟、毗诃罗窟、大像窟和混合窟几种不同的建筑形式。其基本式样是：在窟中凿出前室，立一根中心柱，柱两边是甬道，通往后室。前室面积很大，后室面积不大，主要的佛事活动就在前室举行。这种样式据说是来自于印度，但传到中国以后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印度“支提”为纪念和供养佛的地方，里面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在窟里建有舍利塔。但在中国，石窟通常只是供佛的场所，没有舍利塔，实际上是一所寺庙、佛殿、禅堂。在比较小一点窟的中心柱凿有佛龛，大一点的窟中心柱画有佛像。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仙则灵。佛不在多，窟不在大，有佛就成。今天对我们来说，克孜尔的二百多个石窟，最有特色的并不在于它的建筑式样，也不在于它的寺窟功能，而是在于它所拥有的美丽佛画，至今仍有八十多个窟里留下了题记或佛画。这些佛画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绘画的精品。它们都是用彩色颜料直接绘在墙上，按内容可以分为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千佛故事、说法图、天象图等等，这些壁画布局合理，着色鲜艳，笔法多变，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我们在这里，可以领略汉代的粗犷大度，两晋的明朗爽快，南北朝的圆润挺秀，唐宋的向背分明和深远透空，每道线条，每支笔触，每块画面，每个故事，各种画风，无不展示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从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光辉历程，也是中国佛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生疏到成熟的真实写照和历史的缩影。我们面对这些无名而又默默奉献的民间艺术家创作的伟大作品，体内涌动着引人向上的力量，闻受到迎面扑来的春风，充分感受到佛教的宽广襟怀和博大精深。例如第九十八窟里的“降魔图”，释迦牟尼佛袈裟右袒，右手指地作降魔印，神态安然地趺跏而座，金刚座周围魔王魔兵怪兽刀剑出鞘，跃跃欲试，但在释迦佛的正气凛然威摄之下，始终不敢出手，魔将败倒在地，菩萨诸神欢喜顶礼。整个画面用褐色作底色，突出了群魔乱舞，刀剑相逼的恐怖气氛，所有人物都用较浅的颜色勾出特征，唯有释迦用深色来描绘，于是更加显示了佛的定力，处事不惊的大智大勇，众魔只好在佛的威严下俯首称臣，而被降伏。又如在第三十八窟的“鹿王故事”图里，一只三足烹器正放在火上，一只鹿头已将下锅，另一只鹿也被绑住手脚，等待宰割。在穿着锦袍的烹鹿人面前跪着另一只鹿，它正在用哀求的神态，请求得到人类的同情和哀悯。这个故事过去就一直在人们中流传，旨在劝说人们发出慈悲心肠，对万物要采取宽容的态度。既使在今天，人们面对此景，也不能不发出感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道理其实早由佛陀讲出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它的存在对人类生存是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仍然要在地球上生活，我们不想受到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我们不要再象先辈们那样痛苦的呻吟，不要看到残酷的争杀，血流成河的泣人情景，那么，你就看看这个故事吧，想想佛陀的教导，以慈悲的心肠来真诚待人，独具一只眼，走出迷惘。

　　一百多年前，隐藏在深山的克孜尔石窟被人发现，但是接锺而止的却是遭到西方国家一些人的破坏和任意切割，致使许多最好的精品流失国外。可喜的是，现在所剩下的这一部分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保护，已发现的石窟并没有继续坍塌，窟内的壁画得到了补救，新的石窟也正在被不断地发现，最近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在山脚树立了鸠摩罗什大师的纪念铜像，每年来此采风及瞻观的中外学者和游人络绎不绝。虽然建造克孜尔石窟的人和创作壁画的艺术家没有留下任何名字，我们甚至连他们的文字材料也没能见到，但是克孜尔的风采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消逝而过去，它依然蕴含了深深的底蕴，展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正像清清的木札提河流水，长流不息，给人们带来永远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简介

　　黄夏年，男，1954年10月15日生。江苏常熟市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系，专业宗教学，方向佛教学。导师杨曾文教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工作，任副编审、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曾经撰写有关佛教研究的文章与著作等多（篇）本，主编过多本学术著作。并且多次参与国内外佛教学术活动，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黄夏年老师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结合本职工作，进行了带有基础性的信息研究工作。著有不少有关国内佛教研究综述的文章，以及一些学术会议的报道和一些书评，同时还为学术界的学者编辑了一批学术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古代的，有的是近代的，所有这些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反响。促进了国内外学术间的交流。二、近年来，黄夏年老师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近代南亚、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佛教现状与流行思潮，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通过研究世界佛教流行思潮，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佛教始终是与世界佛教合拍的，国内许多流行的佛教思潮，都在其它国家的佛教身上可以看到，能够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世界佛教的发展情况。

　　此外，黄夏年对当代中国佛教现状等也做过一些研究，发表了有关文章，对佛教与其它宗教的比较研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如中国景教、中国伊斯兰教、东南亚德教等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在多角度看待中国宗教的影响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