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费振刚发言。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

　　感谢《文学遗产》能够让我这个年老且病之人来参加这个会。编辑打电话让我说几句话。前面两位发言人都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学长，我想说的是，《文学遗产》对北大中文系学子们成长的一点体会。我是1955年到北大中文系读书，《文学遗产》是1954年创刊。我到北大读中文系，和很多读中文系的同仁不一样。我当时没有做作家的愿望，我也没想当诗人。所以到了北大以后，除了政治的干扰之外，我读的书主要是古代文学，这也决定了我未来能走上这条学术道路。我能够体会到的，是我刚才两位学长谈到的陈翔鹤先生和《文学遗产》的关系。魏建功先生、金开诚先生、倪其心先生、褚斌杰先生，当时都是我们学生心中很看好的先生。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都有和陈翔鹤先生有交往。我感觉到，当时的编辑部与作者的关系，和现在很多其他编辑部并不完全一样。我在北大有很多好的老师，但《文学遗产》也是我的好老师。我从读书到后来留校做教员，一直是《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虽然不是每期每篇文章都看，但我能从《文学遗产》很多文章当中得到很多启发。所以说，这是一个不上讲堂的老师，但永远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好老师。今天到会的还有我们年级的好几个同学，比如吕薇芬、谭家健、陈铁民。尤其是谭家健同志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一篇《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那篇文章占了整版，这无疑对同学们是极大的振奋，大家都想发文章。这应当说不是坏事，是《文学遗产》给予我们精神的鼓舞。

　　第二点，我在毕业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也参加了《文学遗产》的工作，先做编委，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顾问。做编委的时候，当时余冠英先生还在。我和他们一起经历过商业大潮中几次困难时期。今年一个出版社，明年又另外一个，后年又换了一个，再后年又回到第一个出版社。我相信，这是我们当时在商业大潮下的挣扎。但我觉得，由于领导的关心，更由于编辑部我们这些同仁的努力，《文学遗产》终于保存下来了，终于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应当对《文学遗产》编辑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第三点，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但也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不能理解。其中有一个，就是和过去老一代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不同，现在有些刊物的编辑不是作者的老师，不是为作者提供帮助的人，而是向作者索要版面费的人。正是因为有些单位规定，硕士、博士要在什么什么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我就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刊物多少版面能够允许这些文章发表，但是怎么办呢？可以拿版面费，可以拿钱去买版面。我很在意有不收版面费的刊物。所以我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能够为学术刊物树立一个正气，也希望发挥它的影响，使我们的学术环境更加健康。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我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