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常态”(new normal)加以描述。然而，尽管词汇相似，国内和国外的新常态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在国际上，新常态更多地是被动地刻画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如果不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是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

　　在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旧常态”，其基本特征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周期波动弱化等同时存在。这一被称为“大稳定”(greatmoderation)的旧常态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转向新常态，则预示着全球经济下行阶段的开始。

　　全球经济新常态在各个领域中均有表现，其中最具特征者有五。一是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二是“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四是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五是全球治理真空。全球新常态的五大特征，究其实体面的根源，主要在于所谓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概括而言，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从供给端分析，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以及真实利率水平为负；从需求端看，主要表现在持续存在的产出缺口上，即实际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低于其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角度看，主要体现在均衡利率为负值下的货币政策失效；从收入分配看，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主要表现是结构性减速。其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的低效率困境、创新能力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及国竞争压力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这包括产能过剩、杠杆率飙升、城镇化转型以及货币金融领域“量宽价高”悖论等。

　　尽管增长速度下滑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外在特征，但它只是其外在表现之一，其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转变、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辟蹊径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唾手可得。当我们说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那也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们的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如果说新常态为我们指明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美好愿景，那么，达成这一愿景仍须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这就需要我们发现、挖掘并运用好新常态中蕴含着的新动力，需要我们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对已被旧常态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壮士断腕式改革。简言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固然显示了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引领新常态”，更集中体现了面对新挑战的深思熟虑和敢于胜利的勇气。引领新常态，需要我们在各个领域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主要包括：一是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二是启动创新驱动新引擎，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四是塑造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增长，六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