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温毛主席的这首《七律·长征》，我再次想起父亲讲述的强渡大渡河的故事。我的父亲孙继先，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他说，强渡大渡河战斗不是长征中最惨烈的，却是最危急的。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经冕宁北进。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及时渡过天险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任政治委员。5月24日，父亲率领先遣营，经过一天一夜140里急行军，到达离安顺场十几里的一个小山村，在一个竹草棚里见到刘伯承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刘伯承对父亲说：“当前的形势很危急，你知道石达开吗？”父亲只读过一年私塾，回答不知道。聂荣臻简单介绍了一下石达开后说，能不能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我们绝不能做第二个石达开，一定要渡过河去。父亲感到形势危急，肩上担子很重。

　　受领任务后，父亲立刻带领部队向安顺场进发。到了安顺场，敌人还在睡大觉，他们只用20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并找到河南岸唯一的一只小船及十几名船工。当年的大渡河，河宽300米，水面激流漩涡，河底布满乱石暗礁。刘伯承当即改变计划，变偷渡为强渡，并命令战士养精蓄锐，准备天亮后强渡。

　　5月25日天亮后，由于只有一条小船，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决定组成一支突击队。父亲从二连选了16名突击队员，后又加上二连通信员陈万清，一共17名队员，加上十几个船工，30多人，一只小船坐不下。团长杨得志临时决定突击队分两批过。第一批由连长熊尚林带领，9个红军加几个船工；第二批是父亲和8个队员，也是9个红军加上几个船工。这样，18个红军乘一条小船分两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枪林弹雨，渡河成功，控制了渡口，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之后，中央红军昼夜兼程，于5月29日夺取泸定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大部，从桥上过了大渡河，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