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东南大学） 

　　民国史上，有句“世说新语”式的佳话，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据唐德刚《胡适杂忆》称，此语出处无考，但适之先生颇为得意。此话凸显的，并非胡适的学问或贡献，而是其性情、声望与人缘。如此具有个人魅力（或曰“磁性人格”）的学界领袖，自然是朋友遍天下；可也正因此，容易成为某些有心人“拉大旗当虎皮”的绝好道具。鱼龙混杂中，最当得起这句话的，或者说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当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我们三个朋友” 

　　在学界日益八卦化的今日，人们很难以“平常心”来理解任鸿隽（1886—1961）、陈衡哲（（1890一1976）、胡适（1891－1962）之间的友情，以及其中蕴涵着的兼及传统书生与西洋绅士（淑女）的“风雅”。略为排比三件诗作，看看当事人如何陈说。

　　《尝试集》中的《我们三个朋友》，副题“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其中有曰：“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依旧我们三个朋友。/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此诗写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地点是在南京。那天下午三点，任、陈订婚于南京高师的梅庵；晚上，邀胡适至鸡鸣寺，在豁蒙搂用餐，胡适当场赋诗。此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集，故“我们三个朋友”一说广为人知。

　　在胡适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粘附有陈衡哲写于同年正月三十一日的《适之回京后三日，作此诗送给他》，为便于对比，取同样抒发依依惜别之情的最后一节为例：“不能再续！/只有后来的追想，/像明珠一样，/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任鸿隽在庐山撰《五十自述》，提及美国留学时如何与胡适、陈衡哲结下深厚情谊，解释《尝试集》中何以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及“吾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任词未见，不好妄加评论；胡诗过于直白，陈诗的比喻也未见高明，只能说尚属妥帖。当然，“尝试”期的作品，不应苛求。更重要的是，此乃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的“群”，主要功能在借吟诗填词交流思想感情，增进友谊，达成社会和谐。“我们三个朋友”间的诗文往来，更多体现相互间的理解与体贴，还有文学创作以及学术研究、教育活动中的相互支持。在以下几则逸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